袁行霈教授1936年生於山東濟南，原籍江蘇武進。現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任及《國學研究》主編。袁教授亦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曾任第八屆及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及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袁教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國文學概論》、《陶淵明研究》、《陶淵明集箋注》、《陶淵明影像》、《中國文學史綱要》（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元代卷）、《中國詩學通論》（合著）、《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主編之一）、《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袁行霈卷》、《唐詩風神及其他》、《盛唐詩壇研究》（合著）、《中國文學史》（主編）、《中華文明史》（主編）及《中國地域文化通覽》（主編）、《論詩絕句一百首》、《愈廬詩鈔》等。

一、學術淵源：語言和文學的扎實基礎

我1953年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在北大受到的教育是多方面的。1952年大陸教育界實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文理科都併入北京大學，工科則併入清華；那時候北大匯聚許多著名學者，中文系就有來自原來三個大學的教授，原屬北京大學的魏建功先生、游國恩先生、楊晦先生；原屬清華大學的王瑤先生和吳組緗先生；原屬燕京大學的林庚先生和高名凱先生。當時北大還有文學研究所，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身，有俞平伯先生、錢鍾書先生、孫楷第先生等。我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北大中文系，有幸跟隨諸位著名學者學習。我進入北大第一年修讀中國文學史，就是游國恩先生和浦江清先生講授。那時候文學史的課程很重，一個星期有六節課，一共上四年。從先秦兩漢文學一直學到現代中國文學史，訓練非常扎實。我們不僅學習文學史，更要閱讀大量作品，如先秦兩漢文學，游先生講文學史，浦先生講作品選。浦先生是王國維先生的助手，學問非常好。先秦兩漢文學比較難，我們在課下還要跟着文學史的線索閱讀原典，譬如游先生講《尚書》、講《詩經》，我們晚上就去圖書館啃原著，那段時光很愉快。第二年是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文學，由林庚先生主講，他是詩人，對詩歌有獨特的領悟，是最受歡迎的老師。第三年宋元明清文學，又是浦江清先生主講，他會在課堂上給我們唱昆曲，非常有趣。

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楊晦先生非常強調語言與文學不分家，存在「有機聯繫」，因此我大學四年也修了五門語言學課程。法國留學回來的高名凱先生給我們上語言學引論，魏建功先生上古代漢語，周祖謨先生上現代漢語。袁家驊先生上漢語方言學，一種方言一種方言地介紹，開創了大學中講授方言學課程的先例。袁先生從英國留學歸來，穿一身黑色燈芯絨西裝，風度翩翩，學生很為他傾倒；他在課程上教我們用粵語念唐詩，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念的〈楓橋夜泊〉。王力先生在我三年級時從中山大學過來，給我們開漢語史課程，這也是有開創性的；講完以後，就出版了他的專著《漢語史稿》。這五門語言學課程對我很有好處，比如漢語史課上要背《廣韻》韻部，東冬鍾江支脂魚微，一直背下來。這樣打下的語言學基礎，對古代文學研究非常重要。另外還請了鄭奠先生講《文心雕龍》，李賦寧先生講西洋文學史，季羨林和金克木先生講東方文學史，余振先生講俄羅斯文學史，曹靖華先生講蘇聯文學史等。北京大學的四年給我打下很好的基礎，北大、清華、燕大三方面名師的教導，使我開闊了學術視野，我終身受益，後來注重多學科交叉研究，大概與此有關。

當時的北大中文系，匯合了三個不同的傳統，其間異同，可以是學術史研究的好題目，我個人更多的感受，是三方面融合得很好。畢業後我留校擔任助教，林庚先生是我的導師，他是清華畢業，在燕京大學教書。林先生的老師是朱自清先生。朱先生是作家，善於寫文章，學術論文的文字也很講究，像〈詩言志辨〉〈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等等，有細密的考證，又有卓越的見識。另外，我自己還很心儀聞一多先生。聞先生1946年就去世了，沒有教過我們，但我讀他的書，受的影響也很大，他在西南聯大，考察少數民族風俗，借以解釋《詩經》，創見很多，文字真像火焰一樣。林、朱、聞這三位先生對我影響很大。俞平伯先生也是我們非常景仰的，他在詩詞鑑賞方面有很獨到的成就，當然還有《紅樓夢》考證。吳組緗先生在北大講《紅樓夢》，是很受歡迎的一門課，他特別注重藝術分析，分析人物性格入木三分──因為他是小說家，故有獨到之處。1993年我們「攛掇」吳先生出一套「吳批紅樓」，他很高興，可惜沒能成書就去世了。

那個時候文學史的課比較扎實，專題或專書的課少一些，這樣做是希望我們更全面一些。學生學習的方法也不一樣，課堂好好聽，筆記好好記，課外要跟著文學史的脈絡揀一些感興趣的別集來讀，只限於課堂是不夠的。

我還很幸運地修讀了一門中國通史，上半年是周一良先生，講到唐代；下半年是鄧廣銘先生，從宋代開始，那一年收穫也很大。這些名教授給外系一年級的學生講課，非常難得。

二、縱通與橫通：從文學史、文明史到地域文化

1995年，我開始主編一部「面向21世紀」的教材《中國文學史》，邀請19所高校的30位教授參加。在這部文學史的總緒論裏，我提到了自己關於文學史的總體看法。一是文學史的定位：過去習慣於用一條線來貫徹文學史，如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法家與儒家等等，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三千年的文學史，眾多的文體，怎麼能用一條線來貫穿？其結果必定是牽強附會。所以我提出三句話，第一句是「文學本位」，把文學當作文學來研究，不做社會學的圖解。第二句是「史學思維」，文學史是史學，要講出史的發展線索。第三句是「文化學視角」，在廣闊的文化學的背景上研究文學。我的意見得到大家認可，我們在書中努力貫徹。

在文學史的分期上，我打破朝代分期，做政治史要按朝代分期，但文學史並不因為改朝換代而馬上變化。所以我提出「三古七段」說，即上古、中古、近古，再細分成為七段。譬如近古期，我不以明朝建國為開端，而從明代中葉開始，那時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點像西方的文藝復興，市民活躍，城市繁榮，文學的中心下移，思想界個性解放，出來李贄、王學左派那樣一些人，所以才有《金瓶梅》《牡丹亭》這樣的作品。我並不完全排斥按朝代分期，如果朝代更替與文學史變化吻合的情況，比如「中古」是從隋唐開始，結束南北朝幾百年的分裂，成為一統的新帝國，文學也出現了新的面貌──確實唐代文學與南北朝文學很不一樣。說得更細一些，我的主張是「三古七段雙視角」，大的分期應該按文學本身發展的階段性來劃分，但也不走極端，並不否認文學可以按朝代去研究，也可以有「唐代文學史」或「明代文學史」，兩種視角並行不悖。這個觀點提出以後，在文學史界震動比較大，復旦大學黃霖先生主編《文學史》的明代部分，他是明代文學專家，很贊成我的說法。現在此說大概沒有太大的爭議。後來編《中華文明史》也採用這種分期，以明代中葉為一個新的開始。

我從來不做「掛名主編」，主持的任何書都親自撰寫一部分。《文學史》我不僅做總主編，還主編魏晉南北朝部分，親自寫了三章，還寫了全書的總緒論。編寫過程中，我們有什麼意見都很直率地提出。營造良好的學術氣氛，對集體項目是至關重要的，主持人要容得下不同的學術觀點。南開的羅宗強先生負責《文學史》的唐代卷，他主張把李商隱作為單獨的一章，我支持他，請了余恕誠先生來寫。元代文學部分由中山大學黃天驥先生負責，中山大學的戲曲研究是首屈一指的，他提出戲曲不能僅僅作為案頭讀物，要「立起來」，看它在舞臺上演出的情況，也一理念也貫穿到《文學史》中。

此後主編《中華文明史》，那也是一段很愉快的時光。1999年北京大學進入國家「211工程」，獲得一筆經費，當時主管科研的副校長到我家來，問我對研究項目有什麼設想。我衝口而出：「做中華文明史啊！」。那時我剛編完《中國文學史》，承繼其中「文化學視角」的思路，動員全校人文學科的力量，包括中文、歷史、哲學、考古，還有王邦維等東方文化的學者，以及科技史方面的專家，一起來編一部中華文明史。後來這個計劃作為北大國學研究院的項目，由我主持，組織了三十六位教授，花了六年時間，編成四卷本《中華文明史》。雖然我列在主編的第一名，但不能埋沒另外幾位學者的功勞──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歷史學家張傳璽先生，還有哲學史家樓宇烈先生，我們共同主編，大大小小的會不知道開了多少。從書的整體設計，到每一卷、每一章的寫法，都經過大家的討論和修改，是一個「團體操」。有些人感歎今後恐怕很難再組織了。劉勇強教授參加第四卷編寫，他說等於又念了一個「文明史」的博士學位。

《中華文明史》2006年出版以後不久，美國的康達維（Prof. David R. Knechtges，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華盛頓大學教授）就主持翻譯成英文，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我和他一起到倫敦開了一個新書發布會。在他的帶動下，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稻畑耕一郎教授組織翻譯日文版，把原書四冊變為八冊，現在已經出版了五冊，今年秋天就可以出齊了，去年在東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有400人出席，包括學界、政界和媒體人士等。此外還有俄譯本，由聖彼得堡東方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員翻譯；韓譯本，延世大學翻譯；還有塞爾維亞文譯本正在翻譯，匈牙利文和印地語譯本也已簽約。這部書可以說走向世界了。

我後來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是延續文學史和文明史的思路，但從縱向變為橫向。1978年我曾寫了一篇文章，思考自己今後的學術道路，注意到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橫通」的觀念。章學誠看不起「橫通」，這有點像萬金油，什麼都知道一點，但都沒有深入的研究，有如賣書的書商。但我們用新的眼光來闡釋之，把「橫通」解作多學科交叉研究，未必不是好事。我有一篇小文章〈橫通與縱通〉，一方面要堅持「縱通」，對某一門具體學問的發展演變有深入的研究，同時也要關心相關學科。比如做文學的人要關心哲學史、政治史、藝術史等等。這是我當時對自己學術路向的考慮。從文學史到文明史，已經鋪開了，涉及到許多學科，而中國幅員廣大，地域差別顯著，譚其驤先生曾經說過，如果不了解地域文化，很難對中華文明有深入的理解。所以我藉着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的機會，組織中國各地文史館，編了34卷《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地域文化的區分可以按照春秋戰國的分法，如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我們為了編書的方便，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行政區劃分卷，港澳台也各有一卷。這樣可以發揮各地的積極性。我們邀請了各地文史館以及其他方面的學者共約500人參加。香港卷由饒公作名譽主編，王國華、鄧聰先生都作了很大貢獻，值得一讀。我不希望中國文化變得「千人一面」，中國文化是多元的，應當保持各地豐富多彩的特色，找出各地文化發展的優勢。

2009年我有一個冒險，提出新編新注十三經的想法。原來的十三經，是「儒家十三經」，我則希望編一部中華文明的十三經，不限於儒家。中國文的源頭是多元的，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兵家等等。我主張去掉舊十三經中的六種，即《爾雅》、《孝經》、《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補充六種，即《老子》、《莊子》、《墨子》、《孫子》、《韓非子》、《荀子》。新編之外，還要做新注，用今天掌握的資料，全球的視野，做新的解釋。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更多的出土文獻和傳世善本，加上中外交流頻繁，應該利用這些優勢對經書作新的解釋。這個項目我放在國學研究院，不專門申請課題，希望水到渠成。項目由北大的十三位老師負責，我親自擔任《詩經》的新注。我希望北大成為經學的重鎮，振興經學。這項工作正在進行。

三、大雅宏達，於茲為群：國學院、漢學家研修基地和中央文史館的工作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歷史要追溯到1992年，那時候南懷瑾先生為我們捐了10萬美金，指定要做傳統文化研究。當時我們策劃出版《國學研究》集刊，一年一卷，至今已出版三十六卷；還計劃出版《國學研究叢刊》，出版了幾十種書。2001年我們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畢業生多已成為著名學者。在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們召開了漢學研究國際會議，270位各國頂尖學者參加，是一次盛會。出版方面，有上述的《中華文明史》《新編新註十三經》等等。國學研究院沒有一位專職老師，都是兼職。我們的口號是「虛體辦實事」。除了深入的研究，我們也做一些普及工作，借用王力先生的齋號，我們的工作算是「龍蟲並雕」。我們所作的普及工作，影響最大的是150集的電視節目──「中華文明之光」，與中央電視臺合作，季羡林先生、侯仁之先生、鄧廣銘先生都出來講，後來出了一大套書。

2009年，北京大學與國家漢辦合作，建立了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叫「研修基地」，是與國外漢學家共同研究學習，取長補短。基地成立後，我們編了兩份刊物，一是《國際漢學研究通訊》，劉玉才主編，目前已經出版十一期；二是與蔡宗齊先生合作的《中國文學與文化》期刊，由中外學者共同組成編委會，用英文在美國出版，已經出版了四期。另外我們也在跟蔡先生合作，編寫《如何讀中國文學》，蔡先生已經出版了詩詞部分，我們一起從詩詞延伸到小說，戲曲，文章，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已經接受出版。2014年我們召開了國際漢學翻譯家大會。翻譯是一個瓶頸，特別是當代的研究著作翻譯不出去。基地曾邀請多位國際著名漢學家來工作，如麥大維、汪德邁等都曾來基地研究半年，此外還有不少青年漢學家來進修。還有一個重頭戲，就是榮新江教授的馬可波羅項目，包括研究和《行記》的重新翻譯，他做事情很細緻，有讀書班，帶著學生逐句地讀，還有實地考察，去過伊朗等地，我全力支持他，給他最好的條件。今年秋天開始，研修基地和國學院在一起辦公，一進北大西校門，面對校長辦公樓，左邊是外文樓，右邊一棟樓就是我們的，國學與西學相對相應，這才是北大應有的氣象。這棟樓命名為「大雅堂」，取班固〈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為群」之意。

北大之外，我還在中央文史研究館工作，那裏集中了文史研究的大家，我們一方面為政府提供文化建設方面的建議，另一方面也做些研究工作。啟功先生是上一任館長，我協助他編了一部《綴英集》，是中央文史館館員的詩詞選，包括謝無量、沈尹默、齊白石、章士釗等先生的作品。啟先生去世後，2006年我接任館長，也編了不少書，目前正在做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百篇》，從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化經典中選出一百篇，自《尚書·臯陶謨》到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選取有關修身立德、治國理政、伸張大義、刺世嫉邪、倫理親情的文章。希望今年秋天可以出版。

回顧過去的學術及生活經歷，我有一句話：「常懷感激之心，長存謙遜之意。」我能做成一點事情，有賴他人的成全。我很感激我的老師、同事、學生，以及國內外的朋友們。一個人要懂得感激，要保持清醒。我在中大，和師生們接觸很愉快，學到了很多東西，希望以我的感激之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朋友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