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儀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黃宗儀教授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她在台大外文系完成學士及碩士學位後，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比較文學系取得博士學位。她的學術研究長期關注晚近東亞大都會因應資本全球化而生之地理景觀與日常生活，方法論上取徑論述分析與文化研究，以香港、東京、臺北等城市為對象，關切新興社會主體與都市景觀發展議題。專書包括Walking Between Slums and Skyscrapers: Illusions of Open Space in Hong Kong, Tokyo and Shanghai（香港：香港大學出版，2004），《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觀：大都會的自我身份書寫》（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北京：廣西師範大學，2011）目前執行中之新書計畫將從流行文化的地緣政治談南中國的經濟發展敘事與情感政治。

上海的全球化是黃教授一直以來關注的議題，她首先綜述了自己的相關研究，包括上海的都市空間生產、老上海懷舊論述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形象塑造，以及上海與臺北的全球區域鏈接與跨國身份想象。近年來當紅作家郭敬明銷量百萬的小說《小時代》引起了黃教授的興趣，這位「小城青年」頗具爭議的上海書寫成為探討「新上海人」身份的絕佳文本，基於此，黃教授與其中大研究生董牧孜合作了此一研究，透過郭敬明現象介入分析中國全球城市新中產之自我想像。

黃教授指出中國的城市化背景是理解《小時代》上海再現的關鍵。改革開放後，毛時代的「反都市主義」風向被打造曼哈頓式大都會的慾望所改變，「撤縣改市」政策曾是城市化展開的重要方式，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裡中國區域地理最顯著的變革之一便是縣城的「消失」（Cartier 2013）；而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以上海浦東為代表的國家級新區則為中國全球城市的打造提供了重要範本。此種激烈的城市化發展與競逐催生了城市之間巨大差異，並造成了中國城市的等級化，此一現象亦伴隨着個體流動性慾望的階序化（Lisa Hoffman），並重構了都會主體作為「世界人」、新自由主義經紀人的自我身份想象，隨着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富二代」亦逐漸取代九十年代以來風行的「成功人士」形象。

黃教授指出，郭敬明及其《小時代》正是在此背景下橫空出世。郭敬明「生長于西南小城，發達於超級大都會」、透過個人努力「由最普通的『民二代』」成為「耀眼並年輕的『富一代』」（《南方週末》「2013中國夢踐行者」頒獎詞），儘管郭敬明的成功是不可複製的個案，但他由「小城青年」變身大都會成功人士的流動經驗卻是當下中國的普遍現象。

在黃教授看來，郭敬明《小時代》的上海書寫不可忽視，可以說這部極度賣座的小說重構了有關「新上海」的城市想像。黃教授簡述了《小時代》三部曲的故事及其相關爭議。故事講述了四位上海女孩在2008年至2011年的青春成長故事，此時正是上海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郭敬明自稱《小時代》是「獻給上海的金色讚美詩」，自言：「我希望以後提起新上海，人們就會想到我的《小時代》」。黃教授援引了黃平、韓寒等人的相關評價，指出《小時代》普遍被視為假充本土的外地人所寫的虛假上海故事，郭氏筆下的上海被視為缺乏真正的「上海性」，是向其他城鄉結合部的「小城青年」兜售「大上海的繁華和奢侈品的一個教程」（韓寒語）。

黃教授認為，要理解郭敬明的上海再現方案及其備受詬病的原因，「新上海人」的身份是關鍵所在。《小時代》的書寫是對當下「新上海」城市形象的回應，它所指認的「上海性」是基於「小城青年」的經驗來言說的，真正的敘事主體是作為「新上海人」的自我，矛盾的是，這個新上海人必須一再假託本地人的身份出現，卻又始終被視為冒牌貨。

黃教授指出，「新上海人」的概念首先與都會新移民以及上海全球城市形象打造的社會語境有關，最初官方論述中用以指涉來到上海發展的跨國人才和專業精英，此後成為外來中產階級自我表述的身份標籤。郭氏筆下的上海即是此一新興都會白領階層的上海，其「上海性」表面上呈現為「海納百川」的包容性。黃教授透過文本分析指出，一方面，郭敬明將人民廣場上「足以購買任何女人靈魂的水晶鏤空的Jimmy Choo高跟鞋」與「充滿著勞動情懷的綠色解放牌雨靴」（2014）所代表的不同階層身份並置，以顯示上海對所有外來者的開放性；另一方面，郭敬明所再現的上海又是高度階序化的，透過衣著打扮及口音行止辨認外地人的低下品味是小說一再出現的書寫主題。小說極力描摹外地遊客與上海都會格調的格格不入：「他們穿著各種大型連鎖低價服裝店裡千篇一律的衣服，用各種口音大聲吼著『看這裡！看這裡』。他們和馬路對面鋒利的奢侈品世界，僅僅相隔二十米的距離」（2013）；與此對照的則是作為「新上海人」的高級白領，郭敬明透過描摹其繁複描摹示意只要掌握了中產階級的生活美學，就能與都會華麗區、乃至整個城市渾然一體。透過這些角色的塑造郭敬明一再暗示掌握都市感性之精髓對於「新上海人」身份成立的關鍵意義。

黃教授指出，郭敬明的「新上海人」敘事基調試圖擺脫「小城青年」出身論，呈現出通過習得審美格調來實現大都會身份轉換、再定義成功人士的特徵，這在小說中是透過種種奢侈品的盛大鋪陳來達成的：Prada毛衣、Dior禮服、Armani沙發、Cartier髮卡，數不勝數。黃教授指出，此種邏輯使得《小時代》弔詭地成為類似於19世紀禮儀手冊（manners manual）的當代都會指南，禮儀手冊提供的功能不僅是傳授鄉下進城的青年學做城市人的文化知識，更要教導大眾如何辨識偽裝者（imposter），因為後者「費力追求的負擔與文化能力的不足」（Skeggs 2004）必然露出馬腳。

郭敬明為形塑此種新中產身份，極度戲劇化地展演了布迪厄（Bourdieu）對於品位的解讀，黃教授藉助小說中顧里對於「秋褲」的尖刻諷刺展開了分析。文中作為「富二代」的顧里對於外地人城鄉結合部格調的羞辱，亦標誌着作者作為都市新貴已取得審美經驗的論述權與權威感。黃教授指出這種再現方案與晚近中國階級身份的論述相關，從擁有財物之個體（possessive individual）到美學化的自我（aestheticization of self），階級與自我身份的形塑密不可分。90年代末，福塞爾（Paul Fussell）的《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中譯本一經出版即在中國大陸大獲暢銷，譯者甚至將前言標題取為《社會品味：社會等級的最後出路》。此種暢銷背後正是晚近中國以「格調」（class）取代階級（class）成為主流論述的現象，消費商品符號的美學化日常成為都市中產階級表述自身意識形態、生產社會身份的重要方式。

黃教授進一步指出，大眾對《小時代》的「上海性」缺失的指認還需梳理「上海人」、「新上海人」與外省「小城青年」幾種地域身份的轉化。實際上，「新上海人」的稱謂除了前述意涵，在媒體與網路的使用中卻帶有強烈的貶義色彩，暗示外來與本土之間某種基於象徵資本的差異（冒牌貨∕真貴族），同時寄寓了本地主義話語下升斗小民對外來者（不論白領精英或農民工）的普遍不滿。郭敬明的成功欠缺道德光環，無論何等功成名就，小城的幽靈似乎從未真正離開過他。最後，黃教授總結指出，郭敬明的案例對於理解當下中國全球城市「新中產」如何自我想像、如何透過流動性實踐重塑社會主體身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