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正 中國文化研究所
陳方正教授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普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分別獲得物理學學士及物理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任職講師，一九七七年升任高級講師。一九八零年出任大學秘書長，至一九八六年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教授為一位傑出學者和大學行政人員，於香港中文大學服務近達五十年，現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聯合書院資深導師，及物理系榮譽教授。陳教授於二零零四年獲頒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竺可楨講席教授。
陳方正教授介紹，他的講題主要探究十六世紀西方人發動世界地理大發現背後的文化與歷史淵源。西方社會在十五到十六世紀之間進入現代發展階段有四大關鍵標誌，其中包括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1460年印刷術的傳播、1492年新大陸的發現、以及1517年宗教改革。除了新大陸的發現以外，其它三點都是與歐洲自身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君士坦丁堡陷落是歐洲經歷的重大挫折，印刷術與宗教改革屬於歐洲內部的變化。但新大陸的發現則是歐洲對世界的進軍，徹底衝擊、改變全世界格局。從這一角度，新大陸的發現更具全球意義。實際上，早在西方人進行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便有鄭和在1405至1433年間七次帶領船隊西下西洋，帶領的船隊規模及財富都超過後來西方人所帶領的船隊，但卻沒有對世界產生革命性改變，這是為什麼？陳教授試圖探究西方地理大發現的文化與歷史淵源，從而回答以上這一問題。
陳方正教授指出，地理大發現的歷史淵源可以粗略歸納為七大古代與近代因素。古代因素包括西方人的遠航遠征冒險精神以及西方古代高度發達的地理科學；中古因素主要因為蒙古帝國擴張打通歐亞，引發羅盤的應用和航海圖的出現、同時歐洲人對於東方財富和到東方進行貿易都有了新的憧憬，也因此對遠航產生更大興趣；近代因素則與伊斯蘭帝國進逼歐洲有密切關係。歐洲試圖驅逐伊斯蘭教徒，引發重光運動，並繼續攻打伊斯蘭教徒，宣揚十架。同時，因為當時伊斯蘭教徒佔據北非，其黃金與黑奴貿易給伊斯蘭教徒帶來巨大利潤，引發歐洲人的嫉妒；另外，葡萄牙航海家亨利親王個人的意志力和堅持也成為西方人發動遠航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正是以上七個因素，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後來的葡萄牙西非遠航，葡萄牙南亞遠航以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西方古代人的遠航、遠征、冒險精神，可以從西方古代的商業貿易社會說起。自古以來，移民、遠征和開創殖民地便是西方社會的傳統。有關西方古代遠航遠征的記錄很多，如西方的《荷馬史詩》等，這些遠航史詩都是鑄造西方人心靈的重要作品。另外，在西方古代歷史記載中，也至少記載了五趟著名的遠航冒險。最早的包括公元前六百年，埃及法老王派遣腓尼基船隊繞航非洲，證明非洲是一個大島；迦太基王漢諾帶領船隊到非洲西岸建立多個殖民地；法國馬賽人皮實雅斯據稱在公元前四百年從直布羅陀海峽出發，遠航到北極圈；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也是歷史上歐洲人的一次重大遠航，讓歐洲人首次知道有印度，此後埃及法老派遣尤多索遠航印度。1291年，意大利的韋瓦地兄弟試圖繞航非洲到印度，最終沒有成功。這些遠航歷史記錄都表明歐洲本身具備很強的遠航探險傳統。相對而言，在中國的歷史記錄中，類似的記載相對較少。如周穆王巡情中國，並遇見西王母的小說記載，但周穆王與西方尤利西斯不同的是，周穆王是帶著大批軍隊出巡，接受各方朝拜，不同於尤利西斯的個人冒險遠征。另外，徐福的南洋之行以及張騫、班超的遠航便是中國古代少數可見的遠航記錄了。 西方的地理科學有很長的歷史傳統。西方的第二個自然哲學家就是地理學者阿那克西曼德。他曾預言，地球是一個自由浮動的圓柱體，人類處於圓柱體的一端表面之上。兩百年後到了柏拉圖時期，西方人意識到地球是一個球體，環繞地球一周的可能性出現了，地球的經緯度及位置也由此有了客觀標準，西方地理學由此開始迅速發展。公元150年托勒密已經在他的《地理學》（八卷）中討論如何將球面上的位置投影成一個平面，並發展出兩種投影辦法，這對後來世界地理地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亞歷山大時期伊拉托色尼準確地實測了地球周長，這些地理知識都為西方人後來的遠航提供了良好的支撐。相對而言，中國古代地理學儘管文字記載繁多，有豐富傳統，如《禹貢》、《山海經》、《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等。戰國即出現精確實測地圖，其後形成大傳統，但以陸地山川為主，不注重海岸及海外。總體而言，對大地整體形狀缺乏研究，天文地理學僅憑經驗。 引發西方地理大發現的中古因素包括羅盤和航海指南圖的使用，以及馬可波羅行記帶給歐洲人的刺激，引起歐洲人對遠方事物的興趣。公元1270年，蒙古人征服廣大的中亞地區及中國南宋，把歐洲到東亞打通了。馬可波羅因為這一機緣，從歐洲到達中國。馬可波羅行記對西方人產生巨大衝擊，風行一時，傳播極廣。馬可波羅行記基本上是一部亞洲百科全書，特別是地理記載。其中強調元蒙特別是中國的廣大與富強，並提到朝鮮、日本、中南半島、爪哇等地方，擴展了歐洲的世界觀與夢想，刺激了歐洲人對遠方財富的嚮往。相對而言，中國早在馬可波羅之前便有法顯的《佛國記》以及玄裝的《大唐西域記》等，但是他們的遊歷記錄並沒有讓中國人對遠方產生宗教以外的吸引力和想像。另外，元朝蒙古人帶給西方更重要的是指南針。指南針傳入歐洲以後，歐洲很快出現航行指南圖（Portolan Map），為實際應用的海圖，記載大量海岸上地名。1459年，地理大發現的前夕，在毛羅教士製作的世界圖上，已經顯示日本、錫蘭、黃河、長江、非洲南端、大洋環繞三大洲等。指南針和航行指南圖是推動西方遠航的重要工具。相對而言，中國製作的地圖僅僅在陸地的指示上非常精確，對於海岸線及海外的指示則非常籠統，對遠航幫助不大。  近代西方遠航的淵源主要跟歐洲對伊斯蘭挑戰的回應有密切聯繫。重光運動非常重要。伊斯蘭教在公元622至750一百多年間佔據整個中東，北非及西班牙絕大部分地區。西班牙基督教徒試圖驅趕伊斯蘭教徒，引發後來漫長的重光運動，把伊斯蘭教徒從歐洲驅逐出去，後達成伊比利亞的重光（790–1300）及葡萄牙的建國（1249–1385）。葡萄牙建國以後，繼續攻打佔據北非的伊斯蘭教徒，由葡萄牙亨利親王帶領，經過艱苦不懈的努力，最後成功在西非建立多個據點（1415–1460），開始對非洲西岸的探索，開啟了歐洲人南下非洲的勇氣，這是整個歐洲海外大發現的基礎。亨利親王去世以後，葡萄牙君主繼續主持海外探索（1460–1515）。同時間馬可波羅行記逐漸為大眾熟知，葡萄牙人的眼光便從非洲西岸的黑奴與黃金交易，拓展到遠東的香料貿易，海外探險進一步拓展。其次，托勒密地理學中的天文定位也在此時發揮了作用。之後1488年迪亞斯發現好望角，1492年西班牙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便是西方海洋擴張的連鎖觸發機制。相對而言，鄭和下西洋更多的是一種出巡，中國並不將遠航與國家興旺相聯繫。西方的遠航恰恰相反，遠航成為國家擴張，建立帝國的重要手段，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注：此文為陳方正教授演講摘錄，未經陳教授批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