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漢威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首席講師等，何教授的研究專長為中國近代經濟史，其主要著作包括《京漢鐵路初期史略》（1979）及《光緒初年（1876–1879）華北的大旱災》（1980），另撰有論文多篇。

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邀得何漢威教授於2016年4月11日主持公開講座，題為「香港領土型幣制的演進──以銀輔幣為中心」。講座概要如下（詳情請參考何教授的文章：「香港領土型幣制的演進──以清末民初港、粵的銀輔幣角力為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本1分（2015/03/01），P97–227）：

何教授的講座以時為經、以事為緯，取資英國殖民地部、外交部檔案、國會文書、香港立法局文書及會議紀錄、政府憲報、當日香港中外報刊，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就前人未發之覆，以清末民初港、粵的銀輔幣角力為中心，探討香港領土型幣制的演進歷程，並就其間港粵、中英、港英、廣州北京，以至香港內部官商及商人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作具體而微的論述，深化對當日港、粵貨幣關係的認知。

何教授認為，維持健全輔幣制度的標準處方之一，就是限制輔幣流通數量。清末民初香港及廣東政府在發行銀輔幣時，顯然沒有奉行這一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守則。從十九世紀九〇年代中葉起，來自輔幣的利潤，成為港府歲入中值得注意的項目，最高兩年（一八九五、一八九八）的比重分別為6.14%及5.07%，而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一年五年間每年平均為4.41%。一九〇二年開始走下坡，以後每下愈況，到一九〇五年已是末路窮途。與此同時，廣東當局開始大規模鑄造以二角為主的銀輔幣，一九〇五年更達到巔峰。從一八九〇年中到一九一二年間，廣東所鑄造的二角銀幣，總值約在1.3億元上下。香港發行銀輔幣利潤日見萎縮，正是港、粵的銀輔幣在市場上角力此消彼長的寫照。

港、粵的銀輔幣大量充斥香港市面的結果，同步貼水情況出現，儘管高低略有不同。一九〇六年四月港督Nathan決定將運抵香港，尚未發行的一批銀輔幣（總值339.8萬元）運回英國，剝奪其貨幣資格，作為條銀出售；這項措施成為港府處理稅入所收過剩銀輔幣的基本方針。為落實銀輔幣回籠的政策，港府每年須編列十餘萬元的預算應付這項開支；從以往十年間（一九〇三及一九〇五年除外），每年來自輔幣的利潤十多萬元，煙消雲散之餘，每年尚須耗費十餘萬元善後，前後感受落差之大，可以想見。

一九〇七年八月到任不久的港督Lugard，任命一個由社會賢達組成的輔幣委員會，就銀輔幣善後提出報告。十一月委員會提交報告書，其中人數略多一派主張採取斧底抽薪辦法，嚴禁中國銀輔幣進口及在港流通；人數略少一派則針鋒相對，提出不同對策，認為執行嚴禁只會使港、粵貿易深受其害，觸發粵方報復的可能，與中國協商或為解決問題的切實可行途徑。因彼此意見過於分歧，報告書無法就相關問題達成共識。港府以後在處理輔幣問題上，基本上沒有重大作為。

一直要到一九一二年中，主、客觀的環境及氛圍轉為有利，從而加速了港英當局徹底解決銀輔幣問題的步伐。港府終於在一九一三年六月通過禁止外國銀、鎳幣進口及在港流通的法令，並於翠年三月一日施行。禁止廣東銀輔幣進口是一回事，徹底解決香港發行的過剩銀輔幣又是另一回事。港府最初著手處理這問題時，困難重重，幾陷於一籌莫展。一九一六年後連串有利因素交集，問題終在三年後徹底解決，不再成為港英當局揮之不去的夢魘。表面看來，輔幣似乎是個小問題，但從清末民初港、粵的銀輔幣角力這段歷史所見，充分印證了經濟史家或經濟學者所說「零錢的大問題」，確為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