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北洋時期（1912–1928）前後當政的七位元首，在晚清傳統文化中成長，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親歷者。他們有着長期投身軍旅的經歷，但對人文事業也頗為重視。其中六位皆有詩歌創作之經驗，而表表者當數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四人。袁世凱最可靠的詩作皆成於清末隱居洹上之時，既流露出對政局的憂心、懷才不遇的憤懣，也表達了流連山水之情。徐世昌出身翰林，清末民初久在軍政界，閱歷豐富，但詩作直接反映時事者甚少，表達的往往是山水隱逸的自適之思。段祺瑞的詩歌多作於1920年直皖戰爭以後，有意識地用以感世，內容風格質樸而少雅趣。曹錕自1926年下野之後，寄情於禪悅、書畫和詩文。其詩作以題畫詠梅為主，不無自辨乃至自悔的動機，同時也兼備了感世與自適的宗旨。可以說，「感世」宗旨源於自古以來的詩教傳統，而「自適」宗旨則體現出個人化抒情對於公眾角色之調整乃至對話，具有「自我書寫」（l'écriture de soi）的功能。北洋元首詩作中感世與自適宗旨的並存、扞格與消長，固然與民初政體對元首職能之設定與規範關係甚大，卻也視乎各人自身個性與經歷。而對於北洋元首詩人而言，無論哪一層宗旨，都是藉以塑造自我形象（self-fashioning）的重要手段。

北洋元首賦詩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古代帝王。龔鵬程說︰帝王詩原本是中國詩史上的主體。古代所謂「詩教」，重點亦正在於「王者教化」這四個字。天下風氣風俗，必定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樑不正則下樑歪的。帝王倘能作詩，且能以詩風化教化臣民，社會自然也就溫柔敦厚了起來。漢代詩壇文壇亦以帝王為領袖。劉邦之歌「大風」、漢武之詠「柏梁」，帶動了一批文學侍從之臣獻詩獻賦，形成了具體的文學集團。直到曹魏時期的建安七子、六朝時期的竟陵八友等，結構莫不如此。帝王身邊團結了一群文人，而帝王就是中心，曹操、曹丕、曹植、梁武帝、簡文帝、陳後主之例，都鮮明不過了。唐代其實也仍如此。唐太宗、唐玄宗尤其傑出，武則天也不俗。他們不是附庸風雅，而是主持風雅，風雅由其主導。而這種主導又並不是政治性的， 乃是文學性的；不是因其權勢及政策施為，而是他們的修養與創作導引了文學的發展。在其文學集團中，他們總是最顯眼的，文學造詣確能服眾，因此才能主導一代文風。¹ 換言之，傳統中國宮廷詩人群體，是與「元場域」（meta-field）——權力場域最為接近的文學場域，也是以帝王為核心，弘揚詩教、推行政治理念的重要場域。自殷周以降，宮廷文學場域所形塑的以藻飾太平、鼓吹休明為宗旨的慣習（habitus），也一樣制約着作為詩人群體領袖的帝王——縱然作為知識人的帝王在這個場域中並非如其詩友那般屬於「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集團」。² 田曉菲則云：「對於一個寫詩的皇帝來說，其君主身分既受到歷史上帝王格範的制約，也受到其表現手段，亦即詩歌話語本身的影響。更進一步說，詩是抒情主體個人化的表達，宮廷詩卻偏偏要求抹煞個性。另一方面，帝王既是最有權力、自我意識最為膨脹的個人；卻同時也是（至少在理論上）最應該沒有個性的個人，因為在一個明君身上，私人的欲望和愛好必須臣服於君王的公眾角色。」³ 辛亥革命結束了數千年的君主制度，宮廷文學場域隨之消失，而這濫觴於上古君主的詩教傳統將何去何從？ 考察民初北洋政府諸元首如何透過詩歌創作來構築一己的文學場域，也許能給予吾人一些啟示。

民元以來百餘年間，中國先後出現了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偽滿洲國政府、汪偽南京政府、中共人民政府等政權，其中北洋政府成立於1912年，覆滅於1928年，為時僅十六年，正式履職之元首達七人之多，茲表列於下︰

姓名	生卒年	名號	任次	任期
袁世凱	1859-1916	大總統	第一任	1913–1916
黎元洪	1864-1928	大總統	繼任	1916–1917
馮國璋	1859-1919	大總統	代理	1917–1918
徐世昌	1855-1939	大總統	第二任	1918–1922
黎元洪	1864-1928	大總統	復任	1922–1923
曹 　錕	1862-1938	大總統	第三任	1923–1924
段祺瑞	1865-1936	臨時執政	--	1924–1926
張作霖	1875-1928	海陸軍大元帥	--	1927–1928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皆曾獲選為大總統，而段祺瑞則擔任臨時執政，張作霖的職稱為海陸軍大元帥，筆者為便論述，統稱「北洋元首」。除張以外，其餘六人都有詩歌或散文傳世。其中袁、徐、段之作品在生前皆有結集，曹詩迄今雖未結集出版，但筆者所輯已達百餘首之多，足窺其晚年投入詩歌創作之情狀於一斑。可以說，北洋元首創作詩歌之人數及現存詩作數量，皆居二十世紀歷屆政府之冠。清末革命黨人以推翻帝制為號召，意圖締造一西洋式之共和國；但相形之下，北洋政府的文武百官生長、仕宦於晚清，深受舊式禮教薰陶，故而更傾向於將其政權設定為清朝法統的繼承者。包括元首在內的眾多北洋官僚，既流露着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息， 承襲了古典的詩教心理，故而樂於投入詩歌創作，並構築自身之文學場域；而他們身為洋務運動的參與者和親歷者，也往往具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縱然這方面的主題未必反映在他們的詩作之中。

 

可惜的是，學界對於這些詩文的注意依然頗為不足。較早與該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當數毛翰〈民國首腦們的詩〉。⁴ 此文着眼於孫中山、黃興、袁世凱、蔣介石及汪精衛等五位政治人物的作品，其中北洋背景者僅袁氏一人。作者選論了袁氏隱居洹上的若干作品，值得參考，所言雖可進一步深入，然草創之功不可沒。此後，高有鵬發表〈詩人袁世凱〉一文。⁵ 高氏著有《另一個面孔：袁世凱的人生世界》一書，⁶ 對袁氏之評價漸趨正面，此文亦然。文中所關注的作品除了出自《圭塘倡和詩》，還涉及《洹村逸興》，文本分析也頗為細緻，惜少數詩作的詮解尚待商榷。毛、高二文較傾向於隨筆性質，故論說時有感興之語，行文或可更為縝密。近年，吳盛青發表 “Nostalgic Fragments in the Thick of Things: Yuan Kewen (1890–1931) and the Act of Remembering”一文，內容涉及袁世凱〈自題漁舟寫真〉四首的其一、其四，⁷ 然因並非主題，所論篇幅未廣。

 

徐世昌學術及文教事業方面，近年時見關注者，然涉及其詩作的研究卻為數不多。值得注意的有崔建利〈徐世昌詩集敘錄〉一文，對徐氏詩集的編纂、詩篇的數量做了比較詳盡的探討與統計。⁸ 又如吳元嘉〈徐世昌《二十四氣詩》之觀物、寫境特徵〉一文，着眼於《水竹邨人集》中的〈二十四氣詩〉，認為「整組詩口吻客觀而冷靜，呈現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榮的境界，雖平淡而有至味，看似客觀寫實而實亦寄託了徐世昌對人生的終極理想」。⁹ 此文是較為罕見的以徐氏詩作為主題的研究成果。徐氏一向奉行韜光養晦的黃老之術，形於詩歌亦多寄情田園隱逸之作，故〈二十四氣詩〉組詩之研究，可謂一臠知味。然徐氏如何在這些「平淡」的作品中體現其對時局的回應與感歎，尚可進一步探討。至於段祺瑞、曹錕之詩文，相關研究迄今絕少，此蓋資料難得之故。

從事過詩文創作的北洋元首，無不意識到自身之公眾角色。然而，新式國體的設計卻並沒有為他們留下太多建構文學場域、弘揚詩教的空間。正因如此，無論是掌握實權的袁世凱、曹錕， 還是大權旁落的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都極少在擔任元首之時從事吟詠，即便如勤於創作、且以「文治」自許的徐氏亦然 。¹⁰ 臨時執政任上的段祺瑞也許是唯一例外，但他前此暗中操控黎、馮、徐時，詩作也同樣不多。不過，由於政治領袖的身份與需要，在他們身邊一直聚集着文人幕客，這些文人也令文學場域之構築變得可能；而這個場域的存在具有持續性，不以其主腦是否秉國之鈞作為唯一的參照。袁世凱的洹上唱和對象多為幕客，而其好友徐世昌及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僚屬卻全無和詩。《圭塘倡和詩》的付梓，讓世人得以從不同作者的詩作——亦即不同的視域來窺探袁世凱隱居的心態。¹¹ 徐世昌在大總統任內主持的晚晴簃詩社，以編選清詩為主，而個人在相關聚會中極少與社員酬唱。但是從他上任前、下野後的大量詩作中，不難發現大量的贈答之作。同年舊友、門生故吏，可謂其文學場域的基本班底。¹² 段祺瑞身邊的王揖唐、梁鴻志、章士釗等人，多為能文之士，他們不僅與段氏酬唱，更曾負責段氏《正道居集》的編纂。¹³ 曹錕晚年的文學活動尚待進一步探究，但觀其主編《仁智林叢刊》中，登載有楊增犖〈仁智林叢刊 敘〉、夏壽田〈樂壽園記〉等作，這些文人當亦與曹氏有賓主之誼，協助《仁智林叢刊》之編輯發行，以及曹氏詩畫的流播。¹⁴ 換言之，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各有自己的文學場域，考察他們對於文學場域的經營情況，吾人未嘗不可勾勒出一條北洋詩教的發展軌跡。職是之故，筆者嘗試以袁、徐、段、曹四人的詩文為中心，依次探討這些一度擔任北洋元首的政治人物如何在勉力構築、經營的文學場域中，對自我形象進行塑造，且如何試圖透過詩教來影響輿論時局、世道人心。

北洋元首除黎元洪、張作霖以外，皆出於北洋新軍：袁世凱為新軍之創辦者，徐世昌為其幕僚、助手及莫逆之交。馮國璋、段祺瑞、曹錕皆畢業於天津北洋武備學堂，是袁一手提拔的幹將， 故文化背景頗為接近。不計張作霖少即輟學，六位北洋元首的文化背景大概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科舉晉身，這類只有徐世昌一人。他在光緒八年（1882）壬午科中了順天鄉試舉人，十二年（1886）以天津籍中進士，同年五月，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十五年（1889）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這自然與他少時苦學有很大關係。第二類為棄文從武，這類僅有袁世凱一人。袁為官宦子弟，兩度鄉試不第，十九歲時返鄉組織文社，自為盟主。廿一歲時，鄉試三度不第，怒焚歷年詩稿，決意棄文從武。第三類為軍校進修，這類有黎元洪、馮國璋、 段祺瑞、曹錕四人。黎於光緒九年（1883）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曾在張之洞麾下督練新軍，多次赴日本學習軍事。馮、段、曹三人早年皆讀過私塾，也都因家貧而考入軍校，在接受軍事訓練之餘學習傳統文化。其中段祺瑞於光緒十一年（1885）考入北洋武備學堂，習炮兵科。十五年（1889）春獲得李鴻章青睞，選派到德國留學，先在柏林軍校學習軍事理論，後轉往克虜伯炮廠實習。學者黃征等人指出，就讀私塾使年幼的段祺瑞對儒家經書有了初步了解。就讀武備學堂時，每日熟讀並背誦經史一段是必修課，這也為他後來的「文治」打下了基礎。¹⁵ 透過這番話，也可持以思考馮、曹二人的仕進軌跡。附帶一提，馮國璋擅長算術，在學期間曾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考中秀才之數學附生額。

初步統計，袁世凱在宣統年間（1909–1911）隱居洹上時所作詩歌共19題25首，除〈自題漁舟寫真〉四首外，¹⁶ 皆見於《圭塘倡和詩》及《洹村逸興》。此外尚有零星詩歌，有待進一步輯佚。徐世昌現存詩作，據崔建利統計達6,186首，上及光緒十三年（1887），下逮去世前夕。¹⁷ 段祺瑞生前所編《正道居集》，錄詩35題54首，筆者又輯得11題11首。曹錕詩作多因題畫而作，生前曾手抄〈自詠梅花詩〉100首贈與葉恭綽，權可視為首次整理結集。此外，筆者在其主編之 《仁智林叢刊》及傳世書畫作品中輯得詠梅詩22首，其他詩作3首；其餘刊物中輯得〈玄玄奧旨歌〉16首。至於黎元洪、馮國璋，所知現存詩作分別僅有一二首。這些詩作合共6,400首左右，人均創作達1,000餘首。徐世昌情況較為特殊，如不計其人其詩，剩下五位的人均創作亦有40首左右。持此平均數而觀之，黎、馮創作數量遠低於平均數，袁世凱接近，段、曹則超出此數。

值得注意的是，縱然現存北洋元首詩作有一定的數量，但真正創作於元首任內的篇章卻為數不多。如袁世凱洹上諸作，皆成於清末隱居時期。曹錕詠梅諸作，皆成於北京政變下野之後。徐世昌詩作雖多，但已知創作於總統任內者僅6題7首而已。唯有段祺瑞《正道居集》中若干詩文乃臨時執政任內所作。蓋臨時執政不過名義元首，大權掌控於馮玉祥、張作霖之手，故段氏方能利用閒暇以事吟詠。實際上，段氏在直皖戰爭失敗下野後便開始究心文事，其後擔任臨時執政、再度下野，而吟詠卻一向不廢，直到去世前夕。

袁世凱現存大部分詩歌皆創作於清末隱居洹上之時，嚴格來說算不上元首詩，卻為其繼任者起了一種推崇詩教的示範作用。袁克定將袁世凱的洹上諸作譽為中華民國之「緯文」、「虞歌」，¹⁸ 在他看來，這些詩作預言了乃父將成為民國元首，而僚友之間的賡詠，則與虞舜、皋陶的帝廷唱和庶幾近之——且虞舜因禪讓而得天下，與袁世凱「勳華揖讓開堯天」（北洋及洪憲時期國歌 《中華雄立宇宙間》歌詞）如出一轍。這些固然是過譽的後設之論，且有把民國肇建簡單化之嫌。但無論新聖讖緯，還是虞廷唱和，都具有強烈的公開性；易言之，袁世凱洹上唱和的動機，除了單純的吟詠情性外，更有影響清廷觀感、引導社會輿論之意。有趣的是，1913年《憲法新聞》周刊第二十二期的「雜纂．文苑」欄目，竟刊登了袁世凱〈春雪〉、〈雨後遊園〉、〈嘯竹精舍〉、〈海棠二首〉等洹上詩作 。¹⁹ 考1913年7月22日起，北洋政府為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由國會選舉「憲法起草委員」，至同年10月31日完成憲法草案，史稱「天壇憲草」。當時憲法起草委員多為國民黨人，與袁世凱在制憲問題上有分歧。袁氏提案主張擴大總統權限，國會卻置之勿論。於是袁氏通電發動各省都督、民政長官反對「天壇憲草」，又藉口國民黨議員與二次革命有關，迫使國會休會，令「天壇憲草」告停。而《憲法新聞》創立於「天壇憲草」頒布前夕，內容分憲論、憲史、雜纂三部，前二者專門討論憲法問題，雜纂則包括中外時事及詩、文、雜俎。《憲法新聞》社社長李慶芳（?–1940）為國會眾議員、參議院秘書廳廳長，深受總統府秘書梁士詒（1869– 1933）之器重。不難推想，袁氏詩作之刊登縱非主動投稿，當亦有梁士詒授意之可能，蓋是袁氏向社會表達自身性喜山水、無心攬權。因此，袁世凱洹上諸作雖未必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元首詩， 卻在「天壇憲草」的起草過程中發揮了一定作用，讓社會了解袁氏自我塑造的閒雲野鶴之形象—— 而這種形象無論在宣統之世抑或民國初年，對於袁世凱的野心都能起到一種保護色的效果。不過， 袁世凱在位時雖然日理萬機，卻並非完全不事吟詠。如宋達元在1933年《化報》第十三期發表 〈寶木堂筆記卷之一：袁世凱感懷詩〉一文云：

世凱當帝制時代，意氣飛揚，精神倍于昔時。萬幾之暇，兼及文翰，有其手書感懷詩二首，于帝國鼎革後，為人鈔出，嘗出以示人，茲特錄之。詩雖不見典華，藉見當日袁公意旨。其一云：「薰風和悅日當中，一片熙熙萬國同。今日文明空古昔，中華景物冠西東。敢驕一姓千秋業，教養四方三尺童。帝國憲章原美事，漢高約法意相通。」其二云：「袞袞端坐向南方，祖國源流千秋長。旁及英俄兼日德， 上窺文武與成湯。崢嶸岱岳五點小，澎湃江河兩線長。（ 按長字一韻兩押）此是祖宗發祥地，從今努力保吾疆。」²⁰

如果宋氏所言可信，吾人由此二詩中略可窺見袁世凱帝制時期的心態。其一所謂「帝國憲章」，乃是指1915年草擬的〈中華帝國憲法（草案）〉；因袁氏以君主立憲之名恢復帝制，故云「敢驕一姓千秋業」，且以教育興國為念。然他將「帝國憲章」與漢高祖約法三章相提並論，卻又不無自得之意。如此隱微之心情，當非捉刀代筆所能。其二主要強調愛國保土之思。兩詩文字誠如宋達元所言 「不見典華」，且「長字一韻兩押」，殆非定稿。蓋袁氏作此二詩，一則固有抒發情志之意，二則亦有帝制告成後鼓舞國民之念。然帝制未幾取消，袁氏羞憤而死，二詩終未修訂妥善，遑論發揮鼓舞國民之功能。

袁世凱對於詩歌創作的措意，自然影響到北洋政府的繼任元首。黎元洪、馮國璋二人，對於文事之興趣似乎遠不及其他諸人，但他們現存詩作卻顯示出北洋政要與文學創作間存在的關係。1912年7月，民國時期規模最大的華資保險公司——華安合群保壽公司開幕。該公司徵得不少政要巨紳的支持和投資，由黎元洪任名譽董事長，馮國璋任董事。黎氏題詞曰「承保受命」，而馮氏所題則為一首四言韻語︰

賦稟求形，人生非偶。疵癘夭札，天司其紐。

今也不然，責由人負。華安所學，馳譽九有。

與善為市，自童而耇。願言長年，積金山阜。

欲盡從心，春成着手。保我大群，同躋仁壽。²¹

題詞前段講到從前人人命運不同，夭壽各異，只能聽天由命，但現在卻能透過保險來互助互惠。而保險金是一筆存款，儲存多年後也是一筆可觀的財產。末二句「保我大群，同躋仁壽」不僅是告白，更有世界大同的 寓意。

民初政要的這類韻語題詞為數不少，現存段祺瑞所作為數尤多，如〈《華僑雜誌》祝詞〉、 〈《大戰事報》創刊祝詞〉、〈《大陸報》雙十節紀念增刊題詞〉、〈《安徽旅鄂同鄉會第一屆會務彙刊》題詞〉、〈朝日新聞社飛行亞歐紀念題詞〉等，皆為四言韻文。²² 至於黎元洪之作，則為蔡濟民悼詞︰

卓哉斯人，蓋代之英。河山毓秀，江漢鍾靈。

經文緯武，取義存仁。出師未捷，聯軍變生。

降此鞠凶，奪我元勳。神州抱痛，楚水無聲。

天荒地老，人往風清。瞻彼遺像，嗚咽不平。²³

蔡濟民（1887–1919）與黎元洪是黃陂同鄉，又是武昌起義中的義士。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後，蔡濟民主持謀略處，輔佐黎氏。蔡遇害時，黎元洪已下野寓居天津，然因與蔡濟民關係密切，仍創作這首悼詞加以歌頌、哀弔。

從傳統辨體角度觀之，馮、黎這兩首作品抒發性情之功能不在首位，固應歸入文一類，但也未嘗不可視為廣義的詩。正因馮、黎二人平日鮮事吟詠，這兩首作品的問世反而點出了北洋政要創作詩歌韻文的主要動機——首先是社交應酬，在達到此一功能後，還期待通過內容辭藻來進一步引導社會風氣。儘管馮氏為華安合群題詞時尚未代理大總統，黎氏作悼詞時則已辭去大總統一職，但這兩篇韻文仍可具體而微地顯現北洋元首從事文學創作的基本情況。

相形之下，徐世昌與曹錕則較少以韻文題詞的方式進行社交應酬。不過，徐、曹、段三位元首的詩文創作為數更夥，文化活動更豐富，故而社交應酬的方式也選擇更多。如徐世昌常與詩友唱和，至於訪客求字畫、商鋪求題匾時也不吝筆墨；段祺瑞、曹錕的情況庶幾近之。且段氏為故舊作輓聯碑銘、為書籍作序跋，亦為數不少。尤其是後者， 如〈重刊佛祖道影跋〉、〈大學證釋序〉、〈鍊氣行功秘訣外編序〉、〈菩提正道菩薩戒論後序〉等皆是。此外，曹錕也有〈形意拳術講義敘〉、〈傳染病八種證治晰疑序〉等。這些書籍多以佛教、儒學、武術、醫學為主題，段、曹樂於作序題跋，乃是認為其內容有益於世道人心。而曹錕晚年畫梅，將禪悅、繪畫及詩歌創作合而為一，自稱此道為「梅花禪」：「我寫梅花，願眾生鼻界中聞無上清香，不聞其他一切之香；願眾生眼界中見無上淨色，不見其他一切之色。」²⁴ 即便求畫者抱有奇貨可居的動機，曹錕依然相贈，乃是希望求者「一歷耳根，永為道種」。由此可見， 徐、段、曹在政治上雖然是競爭對手，但他們恪守舊道德的立場，以及試圖運用元首（無論在任或卸任）、政要的身份優勢對舊道德加以振興弘揚的心態，卻是非常接近的。至於詩歌創作，作為振興弘揚手段之一環，往往同時兼備了發抒情志和感染讀者的雙重功能。

不過，徐、段、曹三人詩歌創作的策略還是頗有差異的。徐世昌係科班出身的正統文人，自幼便已培養出尚文之心，詩歌創作甚為頻密。然而民國以後，他的詩作極少涉及政事，即便偶有感時之作，也往往以典雅的筆觸、傳統的情調來消泯詩中可能浮現的現代生活經驗。筆者以為，這與徐世昌的個性和仕進經驗有很大關係。徐氏少時家貧，後來高中進士、供職翰林院後又為李鴻藻等前輩所不喜，可謂長期飽嘗世情冷暖。加入北洋團隊後雖然如魚得水， 但始終不曾掌握軍權。因此他由安福國會選為大總統，自然只是徒具其名。對黃老思想的推崇， 正正說明了他熟稔於趨吉避禍之道。另外，他在清亡以後出仕民國，已不符於傳統之名節觀念； 若在詩作中顯露感時傷世之語，恐更貽人口實。因此，徐氏詩作中直接反映時事者甚少，而以老友唱和、讀書論學、徜徉山水田園的主題為大宗。

相對而言，段、曹皆為軍人出身，個性較為梗直，故不憚於直接表達所思所想。尤其是段祺瑞，如章士釗所言「偶操柔翰，雅善名理，每有述作，伸紙輒千數百言」。²⁵ 段氏對於詩、文之辨體意識並不太強，其詩作不重藻麗，大率以敘事、說理為務，甚或可視為有韻之偈語。他既在乎自己的元首身份，也一定程度上能對古今政局保持較為客觀的態度，加以評斷。至於曹錕的詩作以題畫七絕為主，文筆較為靈動而富於意趣，然必須與曹氏散文式的題畫辭及《仁智林叢刊》所錄其他論述性文字相參照，方可進一步了解其詩意。如前所述，段祺瑞的吟詠主要始於直皖戰爭失敗以後，曹錕則始於北京政變下野以後。由於段、曹不再掌握實權，反能運用在野政要的身份來弘揚其所認知的詩教，發揮「感世」之力。與此同時，在野的處境也令他們在創作時不必抹煞個性，有着一定個人化的「自適」表達。段、曹的創作仍有着步武袁氏「虞歌」、「緯文」的企圖，具備了一定的公開性，與此同時，徐氏的文字綺障則往往將其創作所思所想包裹得密不透風，令讀者僅能了解作品的表層涵義。可以說，與崇尚黃老、圓融世故的徐氏相比，主張儒釋兼修、文化底蘊有所不及的段、曹二人，反而更重視詩教的社會意義，流露出一種理想者的天真。

縱觀袁、徐、段、曹的詩作，宗旨大抵不出於「感世—自適」光譜的兩端。吾人可由此進一步思考四位北洋元首詩人作品間之邏輯關聯。袁世凱的洹上詩作的主題，基本上以隱居漁樵、縱情山水為主，但其深層結構卻往往帶有不甘雌伏、冀圖東山再起的意蘊，此係自適為表而感世為裏。洹上諸作雖成於清末，卻為後來北洋元首的詩歌創作起到了示範作用。徐世昌在民國以後的詩歌，一如其老友柯劭忞所言「曠然無身世之累」，²⁶ 多以自適為主；即便偶有感世之作，亦多虛筆，令讀者難以參透（收錄於《水竹邨人集》中的「丁巳和陶詩」三十一篇則是例外）。段祺瑞剛愎質直，早年叱吒軍政兩界，晚年學佛勇猛精進，故其為詩亦說理多而抒情少，常作感世之語， 罕有弦外之音。曹錕個性敦實，在直隸總督任上便對繪畫產生興趣，晚年能將禪悅、繪畫及詩歌創作合而為一，號稱「梅花禪」，故其題畫詩能將自適與感世宗旨較為圓融地加以綰合，既不同於袁世凱的言在此而意在彼、徐世昌的深藏若虛，也不同於段祺瑞的感世意多而自適情少。

有人說，帝王詩往往有一股「帝王氣象」，包羅萬有、豪邁雄渾。漢高祖劉邦〈大風歌〉、宋太祖趙匡胤〈詠月〉等詩作固不待言，即使如梁武帝蕭衍的情詩〈臨高臺〉，沈維藩謂第二聯「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只此二句王者氣象，便足可令人肅然起敬：唯胸間包舉起如許山河，故筆下能造就出如此境界！」²⁷ 二十世紀中國的元首中，毛澤東〈沁園春．雪〉被譽為「王者之風」，退守台灣的蔣介石〈為夫人題畫〉的「青松開霽色，龍馬動雲旗」一聯，也依然讓人感受到一絲羈魂初定後的高華之氣。相對而言，北洋諸元首的詩作卻一直乏人關注。吾人考察袁、徐、段、曹之詩文，不難將其文化取向分為兩類：袁、徐屬於傳統一類，段、曹為創新一類。袁、徐雖為晚清現代化的重要推手，但似乎並未思考過如何將現代精神與意識引入詩歌創作、乃至其營構之文學場域。無論袁世凱洹上唱和以引導輿情、有意無意間透發雄桀之思，抑或徐世昌隱逸歌詠以肥遯自保、存心裝扮成村夫野儒，其詩歌內容及創作手法相對而言都是傳統式的。兩相比對，段、曹雖然同樣屬於文化保守主義者，但詩文中卻往往流露出一種現代意識，如段祺瑞對歐戰和議會政治的描寫便是，²⁸ 曹錕在〈學佛須知〉中甚至認為真佛世界便是共和世界。²⁹ 即便他們各自文學場域中的成員——那些飽讀詩書的傳統文人，也未必敢輕易如此嘗試。段、曹出身行伍， 年輩晚於袁、徐，在清末官場積習未深，加上目睹洪憲帝制之失敗，故發為詩文雖非當行本色， 卻能打破傳統辨體窠臼，引入現代意識。吾人不難發現，在段、曹作品中依然存在着以現任或前任元首自居的口吻。不過，如此口吻不管是出於感世或者自適的宗旨，都頗有分寸：他們的自我定位只是民國元首，而非九五至尊。他們對於自身遭際既有不甘也有無奈，對於國計民生既有焦慮也有希望，如此情態與典型的「帝王氣象」相去甚遠，卻恰好反映了處於轉型階段的元首詩風貌——縱然這些秉承着古老詩教傳統的北洋元首未必是有意識地去進行這種轉型。

1 龔鵬程：〈文心史識一手兼〉，載陳煒舜：《卿雲光華：列朝帝王詩漫談》（台北︰唐山出版社，2017）。

2 關於場域理論，參見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 田曉菲：“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書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38期（2011年3月），頁300。

4 毛翰：〈民國首腦們的詩〉，《書屋》，2006年第5期，頁4–15。

5 高有鵬：〈詩人袁世凱〉，《中華讀書報》，2013年6月5日，第7版。

6 高有鵬：《另一個面孔：袁世凱的人生世界》（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

7 Wu Shengqing, “Nostalgic Fragments in the Thick of Things: Yuan Kewen (1890–1931) and the Act of Rememberi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6, no.1 (2019), pp.239–271.

8 崔建利：〈徐世昌詩集敘錄〉，《文學與文化》，2015年第1期，頁112–117。

9 吳元嘉：〈徐世昌《二十四氣詩》之觀物、寫境特徵〉，《藝見學刊》，第6期（2013年10月），頁63-74。

10 楊穎奇主編：《民國政治要員百人傳》（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頁209。

11 陳煒舜：〈袁世凱洹村酬唱詩之文本載體初探〉，載龔鵬程主編：《南山有栲：楊松年教授八十壽辰論文集》（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2021），頁167–180。

12 陳煒舜：〈「曠然無身世之累」?——徐世昌丁巳和陶詩芻議〉，天津問津書院、河北大學出版社、保定國學學會協辦： 「徵獻長存——徐世昌與中國近代學術研討會」（天津問津書院，2021年5月29日）。

13 陳煒舜：〈段祺瑞《正道居集》之感世宗旨探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4期（2017年1月），頁209–234。

14 陳煒舜：〈曹錕詩文所見仁論初探〉，《關東學刊》， 2019年第4期，頁18–33。

15 黃征、陳長河、馬烈：《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5–6。

16 陳煒舜：〈世出世間輪轉回——袁世凱《自題漁舟寫真四首》的自我塑造〉，《紹興文理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 學）》，2021年第4期，頁60–69。

17 崔建利：〈徐世昌詩集敘錄〉，頁112–117。

18 袁克定編：《洹村逸興》（1940年代抄本，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史所）。

19 袁世凱：〈春雪〉、〈雨後遊園〉、〈嘯竹精舍〉、〈海棠二首〉，《憲法新聞》周刊，第22期（1913年），「雜纂． 文苑」，頁1–2。

20 宋達元：〈寶木堂筆記卷之一：袁世凱感懷詩〉，《化報》，第13期（1933年6月），第2版。

21 〈馮鞏曾祖父、民國代總統馮國璋書法欣賞〉（2016年11月4日），ht tps://kknews.cc/culture/kx82g38.html。

22 陳煒舜主編：《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

23 裴高才、王鳳霞編著︰《無陂不成鎮（上）人文風情》（武漢：長江出版社，2009），頁94。

24 參見www.ar tfoxlive.com/product/6108586.html。

25 章士釗：〈序〉，載段祺瑞：《正道居感世集》（上海圖書館藏民國刊本），頁1a–1b。

26 柯劭忞：〈退耕堂集序〉，載徐世昌：《退耕堂集》（民國七年［1918］天津徐氏雕版），頁1b–2a。

27 沈維藩：〈蕭衍《臨高臺》賞析〉，載吳小如等編著：《漢魏六朝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頁899。

28 陳煒舜：〈段祺瑞《正道居集》之感世宗旨探論〉，頁221–223。

29 曹錕︰〈學佛須知〉，《仁智林叢刊》，第3期（1926年11月），頁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