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 第一期
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莫家良教授:「鄧爾雅的書法──從文物館藏品談起」
2016年2月29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邀得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莫家良教授擔任講者,與我們分享他對鄧爾雅書法的研究成果,主題為「鄧爾雅的書法──從文物館藏品談起」。


莫家良教授先後於香港大學獲文學士及哲學碩士學位,後於英國牛津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主修中國藝術史。曾任教香港大學藝術學系,1989年起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至今,主講中國藝術史課程,包括中國書法史、中國繪畫史、藝術史學方法等。2002至2008年任研究院藝術學部主任,現為藝術系系主任及教授,並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研究範圍主要為宋代以來書法及香港書法史。曾先後主持三項有關香港書法史、《淳化閣帖》、清代乾嘉幕府書家的研究項目。除學術論文外,編有《北山汲古──中國書法》(2015)、《香港書法年表1901–1950》(2009)、《書海觀瀾》(1998、2008)、《合璧聯珠二》(2007)、《學道揚塵》(2003)、《筆墨論辯》(2002),以及部分《香港視覺藝術年鑑》系列的專書。


莫家良教授首先介紹文物館所藏的部分鄧爾雅書蹟,並指出鄧爾雅不僅是著名的篆刻家和書法家,更於小學有深入的研究,故觀賞他的書法,除了書風外,亦須留意他在古文字方面的學問。這次午間雅聚,莫教授即從書風和字學兩方面,說明鄧爾雅書法的獨特之處。莫教授特別指出,儘管討論鄧爾雅書法的文章並不缺乏,但卻鮮有以他的文字學著作《文字源流》為參考,較為可惜。《文字源流》是鄧爾雅的親筆手抄本,共二十一冊,現藏香港藝術館。因其中涉及大量古字,難以植字排版,加上是草稿,釋文不易,故目前仍然未聞有付梓出版的計劃。莫教授認為,這套小學著作不僅是鄧爾雅研究中國文字的專著,亦包含不少書法及印章的觀點,故談論鄧爾雅的書法,實應以此套著作為參考。

傳統書家的個人風格,多建立在前人所建立的傳統上。鄧爾雅書法以篆書最為著名,他在《文字源流》中曾談論他所推許的篆書名家,認為有清一代,以鄧石如、吳大澂、伊秉綬「鼎足而三」。其中鄧石如被譽為改寫清代篆書面貌的大師,鄧爾雅稱他「溼筆鋪毫,布白合度」,「允推神品」;吳大澂的特點是能採用「金文筆法」;伊秉綬則主要寫隸書,但鄧爾雅稱讚他能結合了篆隸之長。除這三位之外,鄧爾雅亦推崇黃士陵,認為他的書法「上追三代」,但可惜未見甲骨文的出土,否則可以甲骨與金文「調和為之」。這四位書家的風格都趨向整潔典雅,此亦是鄧爾雅所推崇書風。因此,他在《文字源流》中特別批評篆書中為求筆畫均勻而剪毫燒毫的做法,認為「小學金石,有清極盛。乾隆書家,仍依舊貫,往往焦枯,次弱生硬」,更不欣賞明代趙宧光所創的草篆,認為是「凌厲太甚,未免近俗」。鄧石如的好處,正是能「不翦不燒,直以溼筆,信手作篆」。從鄧爾雅的傳世書蹟可見,他所追求的正是溫文爾雅的書風。莫教授認為,鄧爾雅對於篆書風格的要求,應受陳澧《摹印述》中「作篆以雅正為尚」的觀點所影響。從師承上,鄧爾雅自稱是陳澧的門下三傳,且從小便熟讀《摹印述》,故他寫篆崇尚「雅正」,可說是淵源有自。

鄧爾雅有一類稱為「反正篆」的楹聯作品,可謂極「雅正」之能事。這種篆書的特點,在於字形「左右相同,反正如一」,而肇始書家相信是清代的吳鼒。鄧爾雅在《文字源流》曾談論這類篆書,指出要作「反正篆」並不容易,「費時費力,仍未必獲。」莫教授指出,目前可見鄧爾雅所寫的「反正篆」對聯,至少有七件,例如其中一件的篆文為「朱明洞裡得靈草,白玉壺中弄水晶」,便是「左右相同,反正如一。」此聯目前藏在香港藝術館,可惜文物館所藏的鄧爾雅書法,並未有「反正篆」的作品。曾有人批評鄧爾雅的「反正篆」喪失了書法的藝術美,莫教授認為這是一種誤解,因為鄧爾雅的「反正篆」所呈現的其實是古文字的形體之趣,所反映出的乃是書家於古文字的濃厚興趣和深邃學問。

鄧爾雅在推崇雅正風格之餘,亦重變化,以求「大巧若拙,姿態自然。」莫教授指出,《華僑日報》一九五四年十月廿八日曾有人評價鄧爾雅的書法:「其篆,合大小篆一爐冶之,而以小篆為主,改大篆而就小篆……故其篆書能自闢蹊徑,不為時輩所囿。」莫教授認為這一段評價準確反映出鄧爾雅以較為古拙的大篆,摻入平正的小篆之中,從而力求達到「似歪非歪,似匾非匾」的自然境界。

除「筆法」外,鄧爾雅更講究「字學」。他在《文字源流》中指出,書法本包含「筆法」與「字學」,但自晉唐以來,因為書家多醉心於「筆法」,遂疏於「字學」,故出現了「筆法字學,一塗分岐」的現象。莫教授認為,鄧爾雅精於小學,要研究他的書法,必須留意其中的「字學」工夫。以鄧爾雅傳世的一冊《篆書千字文》為例,冊中將「勒碑刻銘」的「銘」字寫成「詺」,於題識中鄧爾雅解釋說不用「銘」字是因為要「避先祖考諱」之故,且由於按陳澧《摹印述》所說,「說文所無字,見於碑版者亦可用」,故選用了唐人碑版從「言」的「詺」字;最後更感慨字學之不易,謂「此中甘苦,不足為外人道也。」由此可以想見,鄧爾雅對於書法中每一字的選用,都一絲不苟,都有文字學的依據。

莫教授又以四件篆書楹聯為例,闡述鄧爾雅喜用古字僻字的特點。第一聯的上聯為「麟鳳相隨,游觀滄海」,鄧爾雅將「隨」字寫成「隓」,因為「隋」為「隨」之省,而「隋」通「墮」,「隓」又是「墮」的本字,故「隨」「隓」相通。另一聯的下聯為「時飛纖指理南風」,鄧爾雅將「纖」字寫成"𢦜",亦不常見。據《文字源流》所述,很多解作銳細之意的字,例如韱、孅、攕、櫼、籤、瀸等,都是從「𢦜」字引申而來,相信因「纖」通「韱」,故鄧爾雅採用了本字「𢦜」。第三例的聯文是「別有狂言謝時望,但開風氣不為師」,其中「別」字選用重八的異體字,「狂」字見於古璽,「時」字的寫法是《說文》所載的古文,「望」「為」「師」等字出自鼎彝,而「謝」字則取甲骨。第四例的楹聯為「定是香山老居士,細談蘇米舊時蹤」,鄧爾雅將「蹤」寫作「𨌰」,以「𨌰」為正「蹤」為俗之故;將「蘇」字寫作「穌」,「居」寫作「凥」,則以二字相通而後者較古之故;又將「米」寫成「羋」,因「羋」本為國名,惟隸變後寫成「米」而已,故鄧爾雅選用了更古的「羋」字。莫教授認為,鄧爾雅的篆書常常出現較少人採用的古字僻字,是建基於他深厚的文字學功底,並非是要標奇立異,更不能說是寫錯了字。

鄧爾雅固然喜歡採用僻字寫篆書,他的楷書亦間會出現奇形怪狀的別字,其傳世的《楷書心經》,便是最佳的例子。文物館雖然藏有鄧爾雅的一件《楷書心經》,但此軸楷體正常,不用別字。可是,傳世另見有至少兩件《楷書心經》,一件藏於東莞市博物館,一件是為其夫人而書,卻是大量採用別字。《心經》原文有不少重複出現的字,例如「無」出現二十次,「不」字出現九次,鄧爾雅書寫時,別具匠心,選取了大量的別字,同一字的字形遂無一重複,趣味盎然。文物館有幸獲得鄧爾雅四公子鄧祖風先生惠贈一冊《心經別字稿》,此冊為鄧爾雅手書,從中可見,「無」字有廿六種不同寫法,「不」字亦有十六種,都是從六朝碑別字集錄出來的,可見採用別字寫《心經》,實是鄧爾雅苦心孤詣的結果。這類書法字形變化多端,充滿奇趣,但正如鄧爾雅的篆書般,都不是憑空臆造,而是有字學的依據。

莫教授總結時重申,鄧爾雅認為書法應包含「筆法」與「字學」的工夫,故欣賞他的書法,必須留意他的小學修為。僻字與別字的採用,可說明「字學」在鄧爾雅書法中的重要性。因此,要多從「字學」的角度出發,才可真正領略鄧爾雅書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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