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日期	：	2017年11月9日
地　　點	：	中國文化研究所「澄軒」
受  訪 人	：	鄭會欣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名譽高級研究員）
訪  問 者	：	黎志添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筆　　錄	：	裴凡慧（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哲學碩士學生）

鄭會欣，1949年9月出生於香港，198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分配至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85年1月任史料編輯部副主任。1988年12月赴港定居，先後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自1990年起即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任職，2013年9月退休，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歷史系教授（禮任）。

鄭會欣教授長期從事民國檔案資料的收集和民國史的研究工作，曾參與多種民國檔案資料的編輯和出版，研究範圍側重於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財政經濟政策、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以及這一時期的中外經濟關係，注重研究民國時期的官商關係與貪腐個案，代表作包括《改革與困擾》（1998）、《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2001）、《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與貿易研究》（2009）、《檔案中的民國政要》（2013）、《讀檔閱史：民國政事與家族利益》（2014），以及譯著《院外集團與美國東亞政策》（1992）等，近年來開闢的另一個學術領域是關於董浩雲的生平和中國遠洋航運事業的發展，曾編註《董浩雲日記1948–1982》（三冊）及主編《董浩雲的世界》（繁體2004，簡體2007）、《董浩雲：中國現代航運先驅》（2007），以及專著《董浩雲與中國遠洋航運》（2015）、《董浩雲傳》（2017）等。此外還在國內、台灣、香港和日本等地的重要史學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

一、歷史的誤會

我出生在香港，比新中國成立早20多天，不到半歲就隨父母回到國內，是名符其實新中國的同齡人。1967年高中畢業，算是「老三屆」，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徹底打破了我們這代人上大學的夢想，等待我們的唯一出路就是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十年的蹉跎歲月，先在農村，後到煤礦，接觸到社會的底層，學習到人生的另一種經驗。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出後，重新燃起了我求學的欲望，但多年來由於出身不好所受到的遭遇又使我猶豫不決。我父母都是民國時期的大學畢業生（父親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母親是燕京大學的高材生），在他們的動員下，我鼓起勇氣報考大學，但因為數理化丟棄多年，只能報考文科，沒想到考下來成績還不錯，其中歷史分最高，於是便進了歷史系，成為恢復高考後的「新三屆」。套用瞿秋白先生的一句話，我學歷史就是一場「歷史的誤會」，但自從走上這條路，我卻一點兒都沒後悔。

這場誤會將我送進南京大學的校園。南京是六朝古都，有著厚重的歷史傳統，而南京大學學風淳樸，師資雄厚。歷史系一向注重史料的運用。我自忖自己的國學根底不扎實，習古史不具優勢，而南京曾是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大學又是國內率先開展民國史研究的高校，於是我便跟上這趟快車，開始了自己民國史研究的道路。

1982年，我從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隨後被分配到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我的老師張憲文本來勸我繼續報考研究生，但考慮到自己的年齡已不小，還是作些實際工作比較好，而二檔正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工作單位。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是國家級的歷史檔案館，典藏大量民國時期中央與地方政府重要的檔案，我在讀書期間就曾多次到這裡來尋找史料撰寫畢業論文，從中獲益甚多。大學畢業前我曾寫過兩篇論文，一篇題為〈抗戰後期國統區的民主憲政運動〉，率先引用了黃炎培和毛澤東的「窯中對」；另一篇則探討戰前日本對華北的走私活動，其中就引用了大批二檔的原始檔案。這篇文章後來成了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而以後的研究方向亦與此有重大關聯。

到二檔之後，我被分配到史料編輯部的財政經濟組，具體從事財政金融方面史料的選材和編輯工作，我將這份工作同我的個人研究興趣相互結合，受益匪淺。我做研究之初，通常是採取「點、線、面」的方式，層層遞進，逐漸展開。作為財政經濟組的編輯，我給自己定下了日後研究的方向，即國民政府財政金融政策以及這一時期的中外經濟關係，先從戰前著手，以後再逐步轉向戰時和戰後。當時國家剛剛實施改革開放的國策，而民國史研究正像一塊待開墾的處女地，急需學者進行研究，因此明確了研究方向之後，在編輯檔案之餘我也開始收集資料，撰寫相關學術論文，幾年間，我相繼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學月刊》、《南京大學學報》、《中國經濟史研究》、《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民國檔案》、《歷史檔案》等刊物上發表了十餘篇論文，並多次參加學術會議，認識了許多前輩知名學者和同齡學人，從而奠定了學術研究的基礎。

二、從南京到香港

八十年代初，大陸的民國史研究雖然蒸蒸日上，國際間的學術交往也日漸頻繁，經常有海外學者到館中查閱史料，但當時內地與港台學者的交流卻幾乎為零。有鑒於此，1987年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為主辦單位，在南京召開了「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我也參加了會議的籌備工作。原來會議準備邀請香港學者王賡武和劉家駒參會，但二人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行，而台灣當時尚未開放對大陸的探親，更是無法邀請台灣學者與會。這次討論會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不僅邀請到諸多國內知名歷史學家，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多位著名學者出席，然而港台學者未能參與，實在是一大遺憾。1988年初，南京大學的茅家琦教授應邀去澳大利亞訪學，回國時又受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的邀請，到港大進行學術訪問。王校長與茅老師不僅是江蘇同鄉（三泰同鄉會），又是中央大學同級的校友，現在更都是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彼此之間有許多共同的話題。當茅老師提及去年的國際研討會未能邀請到港台學者參加這一遺憾時，王校長突然建議，不如下一次會議由港大負責召開，就在香港舉行，這樣不管是大陸的還是台灣的學者都能參加，豈不最好。茅老師也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同意回國後即向有關方面反映。正好這一年的夏天我要到香港探親，臨行前茅老師囑我到香港後去拜訪王校長，並洽談有關召開會議的事宜。

到香港後我攜茅老師的介紹信去港大拜見王賡武校長，但他外出訪問不在香港，讓我去見中文系系主任趙令揚教授和歷史系高級講師陸人龍博士（具體籌辦會議就是由他們負責的）。我先後與趙教授和陸博士見過幾次面，並商洽了有關會議的一些具體問題，其間趙教授審閱了我先後發表的十多篇論文，又得知我的出生地在香港，即動員我到港大來讀研究生。後來因種種原因，港大召開民國史會議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而我卻以此為契機，離開了南京的二檔館，在香港開始了新的學術生涯。

我第一次到中國文化研究所是1990年8月，那時中大歷史系主辦一個「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台灣的張玉法教授亦將赴會。在這之前我與張教授只是相互有書信往來，因此他約我趁此機會見上一面，於是我就打電話給主辦本次會議的譚汝謙教授申請參會，譚教授欣然應予。當時討論的會場就設在中國文化研究所，我驚訝香港竟然有這麼一個景色優美、環境怡人的研究所，但卻怎麼也沒想到，這裡竟成為我未來工作的歸屬。

這次會議結束後不久，我突然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招聘廣告，說中國文化研究所要聘請一位研究助理，條件是應聘者必須具有歷史學或藝術史學位。我雖然還沒有從港大畢業，但畢業論文已經提交了，只等著接下來答辯即可，當時我也急需找工作，便遞交了申請表。10月初，我接到了面試通知，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面試經歷。

面試那天，我提前來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先到辦公室報到，才知道有好幾位參加面試。辦公室同事Betty帶我到108房間門口等候。我不經意地一瞥，呵，赫然發現饒宗頤教授正端坐在裡面，原來要聘請助理的正是他老人家！我曾在港大的會議上見過饒公，也曾替人帶書給他，知道饒公是學富五車的國學大師，但從未與他有過深入交流。終於輪到我面試，在簡單了解基本情況後，饒公問我：「你懂什麼？」

我忙回答：「在您面前我什麼都不懂，我只是作一點點近代史方面的研究。」

饒公翻了翻我過去發表的論文，說道：「我什麼都研究，就是近代史不研究。」

不過我這個與饒公學術研究完全「不相干」的人，還是被饒公納入麾下。1990年10月22日，我正式來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成為饒公的學術助手。

三、與饒公共事

饒宗頤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著名的國學大師，常與錢鍾書、季羨林並稱為「南饒北錢」或「南饒北季」。他的研究領域涉及到漢學的各個方面，季羨林教授曾將其學問歸納為八大類，即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與金石學、書畫藝術。成為饒公的學術助手之後，有一次我問他，「饒公，您的研究領域我一竅不通，既然之後要跟著您做，我是不是也要改行，學一些敦煌和甲骨文等方面的東西呢？」饒公果斷地打消了我的疑慮，他說你的年齡也不小了，而且在民國史的研究方面已有一些成績，不要半途而廢，建議我繼續走自己的路。對饒公的大度與寬容，我無比感恩。

就這樣，我一面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幫饒公和所裡做事，主要是編輯文稿，收集資料，聯繫出版等工作，一面利用業餘時間開展自己的研究。1992年，我從香港大學中文系正式畢業，茅家琦老師即動員我繼績攻讀博士學位。考慮到自己年紀已經不小，我原本有些猶豫，但想到博士是學術生涯的必經之路，便開始認真準備。我先聯繫了港大的導師趙令揚教授，但他是研究明史的，在聽到我的情況後便欣然推薦，並建議我在中文大學讀博，饒公和陳方正所長也支持我繼續學習。我便去歷史系找了梁元生教授，他也是做近代史的，和我的研究領域比較接近。梁教授欣然答應，成為我亦師亦友的博士導師。

讀書的同時，我並沒有耽擱所裡的工作。饒公對我一向寬容，只要能保質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務，其他時間都鼓勵我開展自己的研究學習。兼讀制博士一般要讀四到八年，但我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已完成所需要的各項課程，並寫出了論文初稿。1997年下半年，我順利完成答辯，由此正式成為一名獨立學者，其後不斷發表文章，博士論文亦列入當代中國文化中心專刊。並由中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國文化研究所是研究人員的一片沃土，對各項研究都給予充份的支持，研究所出版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創刊多年，在海內外漢學界享有盛譽，刊登了不少學人經典之作，我也有幸名列其中，先後在學報上發表了七、八篇論文。

饒公早在1978年自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旋即先後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暨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偉倫講座教授。他一般一星期來所裡一到兩次，有事時就從家裡打電話吩咐我任務。我的工作就是幫饒公整理著作，例如謄寫、編輯、整理和校對他的手稿，查證引文，收集資料等。饒公年事雖高，腦子卻十分靈活，讀過的書可謂過目不忘，看問題更是一針見血，二十多年來我一直隨侍饒公左右，雖生性愚鈍，但他的做事態度和研究方法讓我深受啟發，而他的勤勉的治學精神和精湛的學術思想更永遠銘記心中。

饒公致力於推動國內的學術研究，曾利用香港的優勢，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設立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並將他自己多年來珍藏的所有關於敦煌學的藏書都捐獻出來。90年代初，這項宏大的計劃開始實施，饒公以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為基地，每年定期邀請國內的優秀學者來香港進行三至六個月的訪問，充分發揮各位學者的研究特長，分工編撰。這樣既可以讓他們能夠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下靜下心來專研史料，同時更可以耳濡目染，在饒公的具體指導下從事學術研究。實踐證明，這對於推動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和學術發展都是一個極為有效的方法。十多年來，這批學者輪流更換，其中包括資深學者如中山大學的曾憲通、姜伯勤、陳偉湛，中央民族大學的王堯，四川大學的項楚，武漢大學的陳國燦；更多的則是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者，如北京大學的榮新江，國家文物局的王素、胡平生、李均明、鄧文寬，北京理工大學的趙和平，陝西省文物研究所的王輝，首都師範大學的郝春文、廈門大學的劉釗，中山大學的劉昭瑞、陳偉武；還有更年輕的後起之秀如北京大學的陳明、復旦大學的余欣等等，如今他們都成為世界上著名的敦煌學或古文字學專家。唯一遺憾的是，饒公有段時間身體不佳，長期不在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中心辦公室最終被收回，這一項目未能持續下去。

人文學科不同於瞬息萬變的自然科學，需要的是日積月累，厚積薄發。縱觀饒公的學術生涯，他退休之後非但沒有退出學術陣地，反而退而不休，更加勤奮地從事學術研究，不僅學術論著遠遠超過退休前的數量，學術思想更是走在國際漢學的前沿，無怪乎日本的學者稱他是「導夫先路」、引領學術前進的學者。與饒公共事多年，我從他的學術軌跡中受益匪淺，也曾撰寫過幾篇小文記載饒公的生平和學術生涯，先後發表在廈門大學的《廈大史學》、香港的《鏡報》月刊和新亞書院的《新亞生活》等期刊上。饒公早已成為香港文化的象徵，我能在他的研究中貢獻一己之力，也是我的無上榮幸。

四、寄語中國文化研究所

1967年，中國文化研究所率先在剛建成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並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口號，促進中國文化之建設。相比同時期大陸對待文化的態度，這項舉措實在是難能可貴。中文大學歷任校長都曾為研究所的發展提供過有力的支持，創校校長李卓敏教授更出任本所第一任所長。我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多年，上世紀90年代研究所中不僅有饒宗頤、劉殿爵、鄭子瑜等學術大師親自坐鎮，楊建芳、王人聰等資深研究人員努力鑽研，也有金觀濤、劉青峰等中生代學者奮力耕耘，還經常邀請學者短期訪問，曾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過重要影響。如今中國文化研究所已成立50週年，但在我看來，研究所目前似乎存在一個問題，即研究所的人數雖然不少，可是其中的研究人員並不多，更缺乏大師級的人物統領學術工作。中國文化研究所如何能在未來維持得天獨厚的國際地位，繼續發揮相應的作用？我僅提供以下幾點拙見，以供參考。

首先，中國文化研究所作為滋養學術研究的熱土，作為香港地區最為重要的研究中國文化的研究中心，不應將退休人員一刀切地「連根拔起」，收回他們在所裡的辦公室。對於人文學者而言，退休之後的學術生涯往往還很漫長，饒公退休後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就是一個十分生動的證明。因此，只要為他們提供一間辦公室，讓他們有一個學術平台發揮餘熱，支持他們繼續從事研究，一定會提高研究所的學術聲譽。

其次，中國文化研究所一方面要多與外界交流，擴展學術空間和影響力；另一方面也應維持自身傳統，吸引和招攬專任研究人員，傳承中國文化研究所一以貫之的任務。為了更好地宣揚自身品牌，不僅要向社會廣泛宣傳傳承中國文化的意義，盡可能獲得更多資源，研究所還應該與國內外學術單位保持密切聯繫，積極推動各項學術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不應被視為普通的大學研究中心，它應是大學傳播和發揚中國文化事業獨一無二的學術機構。大學對中國文化應該採取什麼態度，這是一個有待思考的問題，希望學校領導人認真予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