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封面文章欄目邀得張雙慶教授接受訪問。張雙慶教授談起自身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求學及留校任教的經歷，回顧他所見證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及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的發展，並總結自己的學術研究歷程。

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現任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榮譽高級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研究院畢業，七十年代初起留校任教四十載。歷任中文系助教、講師、教授，曾兼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聯合書院副院長和聯合書院通識教育主任等。主要學術興趣為方言學、文字音韻學及中國小說。出版《客贛方言調查報告》、《香港新界方言》及《連州土話研究》、《樂昌土話研究》（主編兼作者之一），其他學術論文散見各學報。他主編的《中國語文研究》，自八十年代初至退休時出版了32期。另外以報導語文教學和語文動態為主的《中國語文通訊》（季刊）也出版逾二十年。因推動社會文教活動，曾獲頒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嘉許狀。

一、在聯合書院求學

我於1966年進入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學習，當年的系主任是姚莘農（筆名姚克）教授，我就是他錄取的。他是著名翻譯家和劇作家，主要研究現代文學及翻譯，同時寫劇本，在香港創作的作品有《陋巷》等，當時很多聯合的文科生都修讀他的《中國文學史》。他的著名劇本《清宮怨》（後改變為電影劇本《清宮秘史》）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引起極大爭議，也因此在內地受到批判和清算。我進入聯合書院第二年他便退休了，轉到英文系研究翻譯，後移民美國。我入讀中文大學時，聯合書院還在般含道舊址，直到1971年底才搬至沙田。聯合書院早前的文科師資很強，出名的有陳湛銓、馮康矦等教授。63年中大成立前後，書院在台、港聘請了多位著名的教授，包括研究古典詩詞的鄭水心教授、蘇文擢教授、研究中國經子的高明教授、研究語言學的杜其容教授等，並從倫敦大學邀請甲骨文專家李棪教授負責發展古文字學。在現代文學方面則有李輝英教授，他是最早寫抗戰文學的作家。七十年代初更請來著名的詩人余光中教授，他在中文大學服務了十年。聯合書院是香港最早開設最多現代文課程的大專。因為有諸位前輩教授的主持，書院在語言文字、古典文學及新文學方面都有較好的發展。在我進入聯合書院求學及擔任助教期間，得到很好的訓練。

當時文字學研究有傳統的章黃學派（章太炎、黃侃），研究以《說文解字》為依據，質疑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資料的價值。聯合書院的李棪教授則以新出土的古文字資料為研究對象，師門不同，二者針鋒相對，學生在考試時斟酌如何立論，有時頗感為難呢。我1970–1972年修讀研究生時跟隨李棪教授研究戰國時期的秦國的金石文字。當時正值文革，出土文物發表的報告不多，也不能回去實地考察，研究資料只能從文獻中搜索，完全沒有實物作參考。李棪教授精通甲骨文，他透過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借看甲骨文片。其中聯合書院的一位學生家長更向書院捐出二十多片甲骨，這一批珍貴的甲骨文現在由大學圖書館保管，在香港，中大圖書館擁有最多甲骨文片。

我修讀研究生課程時，主持中大研究院中文學部語言文字方向的是講座教授周法高。周教授1964年加入中文大學，隸屬崇基學院，但在崇基學院沒有辦公室。之前在彌敦道的安利大廈，中大搬入沙田新校園後周教授便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主持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是中文大學沙田校園最早建成的建築物，我讀研究生時便在中國文化研究所跟隨周法高、李棪教授上課。當時中國文化研究所只有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其它研究中心尚未成立。70年屆中文學部的語言學研究生只有我與另外一位學生，我們「霸佔」整個研究所。周教授讓我們背誦各種的音韻資料，包括宋人三十六字母，《廣韻》206韻目等。考試時我們二人各佔一間房間，分別把答案默寫在黑板上，不用紙張，可稱環保。二人隔着牆壁，不能偷看。周教授兩個教室門間來回巡邏，十分有趣。

李棪教授是李卓敏校長的助手，在中國文化研究所籌劃建設時出力最多，研究所搬入新址，但尚未全部完成，還有不少配合的工作要做。我作為他的學生，常為他抄寫和做記錄。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常宗豪教授、蘇文擢教授等撰寫修改研究所碑記的事，碑文是李校長親筆，他們討論文章時的情景歷歷在目，但至今幾位前輩都已不在了。

我研究生階段學習古文字學，但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周法高教授。周教授上課對學生要求高，授課內容生動實用。古文字學要求學生對古文獻有深入的理解，我本身的古文獻訓練不多，看到古文字的分析人言人殊，很難得到一致結論，導致我沒有信心做好古文字學的研究。周教授是江蘇人，來港後更多的接觸東南方言。上課時當時的助理張日昇教授的粵語，職員蔡俊明先生的潮州話，我的泉州話，成了發音人，提供各自的方言資料供討論，訓練我們學好方言學。音韻學、方言學在古今音的對應、方言間的對應上，除個別例外字外，都是規律嚴整，結論可靠，研究起來較有信心。周教授鼓勵我多看趙元任、董同龢二位先生的著作，鼓勵我撰寫相關的論文，如評董著《四個閩南方言》的晉江部份。這啟發了我對方言的興趣，成為我終生的興趣和事業。

我在聯合書院就讀時，修讀李輝英教授的《現代文學》和《中國古典小說》，與他相熟。其後有機會在聯合書院做助教，李教授是當時的系主任，我被指派協助他做系內的行政工作，所以關係很密切。1975年李教授榮休，中文系讓我繼承他開《古典小說》課，此後延續下來。因此我在中文系的教學便有兩個範疇，一方面是語言學及聲韻學，另一方面便是中國古典小說。在研究上，我的興趣是方言，包括廣東話、福建話、客家話的研究。

二、中文系與中國文化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學創立中國文化研究所最初的構思是希望各系與研究所建立緊密的聯繫，形成相互支持的關係。當時的中文系與中國文化研究所聯繫最緊密，周法高教授直接主持研究所的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在其帶領下，中文系的師生經常到研究所協助相關研究。周法高教授退休之後，中文系的講座教授劉殿爵教授於1979年接任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吳多泰先生捐資協助中心的研究工作，中心因此命名為「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繼續與研究所合作，支援研究所的發展。中心定期出版兩種期刊，《中國語文研究》偏向學術研究，《中國語文通訊》則偏向應用和教學。九十年代中文系主任鄧仕樑教授親自擔任《中國語文通訊》的編輯委員會主席，樊善標教授擔任執行編輯，鄧教授退休後則由我和萬波教授負責編務，可見中文系對中心發展的大力支持。

中國文化研究所從創立至今，基本上沒有聘用固定的全職研究員或教授，而是與各系合作，邀請各系的教授主持相關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則通過撥款支持各系在研究所的項目，形成良好的互惠關係。七十年代香港政府並不重視大學的學術研究，把教授叫「講師」即可見一斑。李卓敏教授在創辦中文大學的時候多次強調中大是中國人的大學，他創立中國文化研究所也是受到這個理念的催生，後獲得利榮森家族的大力支持，中國文化研究所得以在香港這個殖民地推行中國文化的研究。

劉殿爵教授七十年代末回到香港中文大學，並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我在劉教授的帶領下為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服務，曾任中心副主任，2007年劉教授退休後，我接任成為中心主任。1980年中心易名「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後，除了之前純語言學的研究外，也應捐款人的意願，同時以語文教育、提升香港語文水平，作為中心發展的目標之一。《中國語文通訊》刊登了大量討論語文教育的文章。中心也開始較多的參與大學以外的語文及文學活動，擴大影響力。我們曾參與中心與當時叫「中大校外課程部」的單位合作，對外開辦課程，如中國語文證書課程，又為中大「大一國文」編寫教材。中文系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緊密合作，在香港及中文大學的語文教學中發揮作用。另外，1997年中心與香港語文學會聯合舉辦了《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的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討論香港回歸後香港語文的走向等問題，這也是很有意義的。

我出任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副主任後，在研究上較多推動方言的研究。其中包括長達十年的「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計劃」，最早兩三年的經費由京都大學平田昌司教授獲得的日本三菱基金會和研究所撥出的經費支持，其後由中心全力負責。由1994年起每年舉辦一次研討會，邀請外國和內地的學者參加，輪流在各大方言區舉行。曾經出席的知名學者有李如龍教授、丁邦新教授、余靄芹教授、潘悟雲教授等。計劃的目標有二，一是研究的重心是方言語法，希望扭轉過去的方言研究偏重於語音的風氣。二是盡量邀請年輕的學者參加，希望憑藉新進之銳，為方言研究帶來衝擊。會議每年定下一個主題，各方言區的學者就自身的方言寫撰寫論文，介紹各自方言的語言事實，然後深入討論，期間有不少題目取得很好的成績。當年參加項目的年輕學者，現在已成了內地頗有影響力的教授，如北京語言大學副校長曹志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劉丹青教授、李藍教授、中山大學莊初生教授等。經過十幾次研討會，出版了一批書籍，中心出版的《動詞的體》就是其中很有影響力的論文集。此外還有在暨南大學出版的《動詞謂語句》、《介詞》、《代詞》，以及由廈門大學出版的《方言特徵詞》，這些會議和著作在方言學術界很有影響力。中心還參與出版了不少優秀著作，如周策縱先生的《文林》（一、二期）、《羅杰瑞先生七秩晉三壽慶論文集》等。

研究所除了支持我組織的各種學術活動，對我個人的研究也多方協助。2000年，研究所給我一筆經費，作為研究新界方言的始發基金，我們做了都市化前新界方言的分佈概況的調查。接着根據研究所得，進一步申請研究資助局（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的同類項目，並獲得成功，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香港新界方言》就是這個項目的成果。在我退休前的十餘年間，我陸續再向研究資助局（RGC）申請四個研究項目，除上述新界方言外，還有閩方言、閩北方言和關中方言的研究，都成功了，我有四次申請、四次成功的良好成績。上述項目同時作為中心的研究項目，並獲得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我自1979年至今一直為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服務，很感謝劉教授的信任，讓我放手組織各項學術活動。三十年來我們積極與內地合作，進行學術交流。辦得最多的是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會。我們主辦和合辦過閩方言研討會、客方言研討會、粵方言研討會、海外漢語方言研討會、漢語方言語法研討會等，在國內方言學界很有影響力，頗享聲譽，為推動國內方言研究做出貢獻，我也因此被選為「全國漢語方言研究學會」的理事。語文教學方面，中心與中文系合辦了幾次研討會，討論香港預科至大學的語文教學問題，推動香港語文教學。另外，劉殿爵教授提出粵語正音的問題，在香港曾引起巨大迴響，香港社會開始關注粵語讀音的問題是由劉教授開始的，對於粵語正音問題的爭論時至今日仍在持續。

現任中心主任鄧思穎教授在領導中心的發展更是青出於藍，特別是對中心研究資料數據化及促進中心的國際影響力上都有很大的進展。中心出版的兩種期刊在鄧主任的主持下，被收錄入多個國際論文檢索系統，如當代全球語言文學資料庫（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等，這些都是我們老一輩的人做不到的。

三、目前的研究和過去的學生

我自己對方言的讀音及詞匯的興趣比較大，退休前幾年我做了幾個閩語及粵語在古典小說及戲曲的詞匯研究，如上所說，是把兩種興趣結合在一起。我2011年退休，退休生活依然忙碌，我擔任聯合書院的資深導師senior tutor，為聯合書院籌劃組織文學藝術活動。我獲聘為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榮譽高級研究員，目前正準備出版有關過去研究成果的著作，包括重印《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及新出的《閩北方言研究》等。另外我的家鄉泉州是歷史名城，文化深厚，但它的方言過去未被重視。它的詞匯資料豐富，部份層次分明，很有研究價值，我希望可以編一本泉州方言的詞典。從去年開始我獲邀在浸會大學任訪問教授，開設粵語研究及古典小說兩門課程。我以往的學生多數繼續從事語言文字的研究及教學工作，其中有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林建平教授，他主要發展普通話教學，中文系的萬波教授、蔡玄暉博士、徐宇航博士繼續方言研究，陳曙光博士則在宏光基督教學院服務。其他學生更多在專上學院及中學擔任語文教師。我在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音韻學多年，該科是必修課，所以我教過的學生特別多。（其他必修課如文字學、文學史多分組上課，人數沒有我的多）。現在每周都有學生約我見面吃飯，我很享受這種回饋。中大中文系為香港培養了大量語文教育人才，五年前我和一班學生組成「中大中文系校友會」，希望團結校友，發揮力量，為香港語文教學作貢獻。

四、對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評價及期待

對於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發展，我感覺過去在整體規劃上不夠系統。各個研究中心的成立有時是因人生事，較為被動。例如周法高教授榮休後，「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停辦了幾年，到劉教授到任後，才能恢復。另外，研究所至今仍無文學、哲學及歷史學的研究中心，中國文化中的文史哲三頭馬車，總覺得有缺失。研究所未來在開設新的研究中心時如能更有規劃性和針對性，也許會更好。另外在加強與各學系合作上，研究所亦可以進一步努力。目前是藝術系及中文系與研究所的合作比較緊密，其它系的合作可進一步推動。在職員聘請上，如果可以設立一些長期固定的研究職位，令研究所及所屬研究中心有更成熟、更穩定的研究團隊，對於研究所及各中心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此外，中國文化研究所還可以出版一些高水平的學術專著，這方面也可以與其它機構合作。目前各中心有自己的範疇的出版物，包括期刊，但如歷史、哲學，以及綜合中國文化各方面的專著，也很有出版價值。所方如能編輯出版一些高水平的中國文化叢書，對中國文化研究將有重大的貢獻，對提升研究所的學術地位也很有幫助。

香港中文大學是在扶持中文中學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的，所以中大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無論在地理位置上、在歷史傳統上、以至道義上，都有發揚中國文化的義務和責任，推動中國文化研究上應該成為中文大學的使命，而中國文化研究所就是完成這個使命的核心力量，研究所應在推廣中國文化這方面發揮更關鍵的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