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大眾俗稱的「廣東話」，在學術文獻裏，一般稱為「粵語」。「粵」是廣東省的簡稱，本來「廣東」可稱為「粵」，兩者基本可以互換，如「廣東菜／粵菜」、「廣東大戲／粵劇」等。不過，語言學學界還是習慣以「粵語」作為專業術語，而不用「廣東話」。如果強調粵語作為漢語方言的地位，粵語也可稱為「粵方言」。在英語語境裏，「粵語」或「粵方言」稱為 “Yue dialects”， 以漢語拼音 “Yue” 代表「粵」。Yue Hashimoto（1972）的巨著Studies in Yue Dialects 1: Phonology of Cantonese，就是以 “Yue dialects” 命名；粵語研究最具影響力的學術研討會「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英文名稱叫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

粵語為中國境內漢語方言的一個區，而粵語內部又可劃分為「片」。《中國語言地圖集》劃分粵語為七片，即廣州、香港、澳門等地的「廣府片」；高州、陽春、陽江等地的「高陽片」； 台山、恩平、開平、新會等地的「四邑片」；吳川、化州等地的「吳化片」；南寧、桂平等地的「邕潯片」；玉林、封開等地的「勾漏片」；欽州、廉州等地的「欽廉片」。


                                                                    見《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漢語方言卷》


方言片之下，可以劃分為「點」。以廣府片為例，廣州、香港、澳門可分析為廣府片之下的方言點。學術上，一般以廣州作為廣府片的代表，而廣府片又為粵語的代表，甚至往往把「廣州話」和「粵語」這兩個詞等同起來。廣州話在粵語地區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力，流通比較廣，正如袁家驊等（1960）編的《漢語方言概要》所指，廣州話在粵語地區「享有相當高的權威，幾乎帶有標準音的意味」。反過來，在某些語境裏，如果沒有特別註明，「粵語」甚至默認為廣府片，包括廣州、香港和澳門使用的粵語，如「粵語流行曲」就是用廣州音所唱的流行歌曲；香港語言學學會制訂的「粵語拼音方案」（簡稱「粵拼」），當中的「粵語」，基本上就是廣州音；拙著《粵語語法講義》（鄧思穎2015）的「粵語」，是指香港的粵語。

如果保留用「粵語」一詞，而專指特定的方言點，則可冠以方言點的名稱以資區別，如「廣州粵語、香港粵語」。張洪年（1972）的專著《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就用了「香港粵語」一詞；鄭定歐（1997）《香港粵語詞典》，特意用「香港粵語」以別於廣州話。至於其他方言片，做法也是一樣的，如林華勇（2014）用「廉江粵語」、郭必之（2019）用「南寧粵語」等。

學術上也有一種做法，就是研究方言點的話，則以方言點的名字命名，省去方言區的名字，稱為「（方言點）＋話」或「（方言點）＋方言」，如把廣州粵語稱為「廣州話」或「廣州方言」，省去「粵語」二字。高華年（1980）的《廣州方言研究》、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1981）編的《廣州話方言詞典》、李新魁等（1995）的《廣州方言研究》等重要著作，都以「廣州」命名；吳開斌（1997）的《香港話詞典》就直接用「香港話」冠名。

嚴格來講，「粵語」是七個方言片的統稱，英語稱為 “Yue dialects”，當中的 “dialects” 是有表示複數的 “-s”。粵語之下的廣州話，英語可稱為 “Cantonese”，當中的 “Canton” 是廣州的舊稱。假如要區分廣州粵語和香港粵語，前者可稱為 “Guangzhou Cantonese”，後者可稱為 “Hong Kong Cantonese”。假如把「粵語」一詞默認為廣州話，在不引起混淆的情況下，也可以稱為 “Cantonese”，如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的英文是 “LSHK Cantonese Romanization”；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 English-Cantonese Dictionary: Cantonese in Yale Romanization（Kwan et at. 1991），中文書名稱為《英粵字典》；楊明新（1999）編的《簡明粵英詞典》，英文書名叫做 A Concise Cantonese-English Dictionary。另外，上文提及的「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早期的英語名稱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tonese and Other Yue Dialects”，明確區分 “Cantonese” 和 “Yue dialects”。^[1]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公布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按慣用語言劃分的五歲及以上的香港人口，說廣州話的有626.5萬，佔88.9%。無疑，廣州話是目前香港社會最流通的語言。

香港不少原居民所說的粵語，並非廣州話，而是一種稱為「圍頭話」的粵語。圍頭話和廣州話都屬於粵語，但並不一樣。詹伯慧（2002）主編的《廣東粵方言概要》，按照語言特色和地理分布，認為圍頭話和廣州話應該分別屬於不同的方言片，圍頭話屬於莞寶片，跟廣州話的廣府片有別。現時，新界仍然有不少人會說圍頭話。

粵語其他的方言片，如四邑片，對香港粵語也應有一定的影響力。比如說，「灣」字在香港粵語本來讀陰平 “waan1”，^[2] 但在部分地名如「銅鑼灣、土瓜灣、長沙灣」，則讀陽平 “waan4”。考察舊地圖轉寫、變調規則、例外讀音等證據後，劉擇明和鄧思穎（2020）認為讀陽平的「灣」，很有可能來自語言接觸，受四邑話低變調的影響。剛巧發展銅鑼灣一帶的商人利希慎是四邑人，銅鑼灣也有以四邑地名命名的「恩平道」、「新會道」，可見四邑人跟香港島北部的淵源，因此推測四邑片對早期香港粵語應產生一定的影響。

銅鑼灣恩平道

除粵語外，香港原居民的語言，也有客家話。劉鎮發（2001）在《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一書指出，從香港地名所見，有些命名顯然來自客家話，而不是粵語，例如「赤柱」用「赤」而不用「紅」，「蘇屋」、「李鄭屋」用「屋」而不用「村」。表示紅色的「赤」、表示村的「屋」，都不屬於粵語詞彙。

雖然圍頭話和廣州話都是粵語，但並不相同；四邑粵語跟廣州話屬於不同的方言片；客家話有別於粵語，屬於另一種漢語方言。這些廣州話以外的漢語方言，都對香港產生一定的影響，形成香港多元化的語言現象。

跟普通話比較，粵語語法有不少值得注意之處。不光是語言學者非常重視的研究課題，作為語言比較的重點，也是一般語言使用者感到饒有趣味的現象。

附加在動詞之後的成分，根據語法學的分析，可以稱為「後綴」。普通話的動詞後綴，只有「了、過、著」，如「吃了飯」的「了」、「吃過飯」的「過」、「吃著飯」的「著」。這三個後綴，表達的意義，都跟「體」（即某種時間概念）有關。以香港粵語為例，粵語動詞後綴數量比普通話豐富得多。

除了可以跟普通話「了、過、著」直接對應的「咗、過、住」外，如「食咗飯、食過飯、食住飯」，還有不少普通話找不到的動詞後綴，形成如「食落飯、食定飯、食緊飯、食吓飯、食得飯、食翻飯、食埋飯、食晒飯」等例子。按照意義的劃分，包括體、事件、程度、變化、量化、情態這六類意義，衍生出四十多個粵語動詞後綴（鄧思穎2015），如上述提及「食咗飯」的「咗」（zo2）表達了體、「食翻飯」的「翻」（faan1）表達了事件、「食兩食就唔食」的「兩」（loeng5）表達了程度、「食到好攰」的「到」（dou3）表達了變化、「食晒飯」的「晒」（saai3）表達了量化、「食得飯」的「得」（dak1）表達了情態。

鄧思穎教授的著作《粵語語法講義》於2017年榮獲第十七屆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二等獎。
這是內地語言學界的權威獎項，也是首度有香港學者獲此殊榮 (Photo by ISO Staff)

粵語動詞後綴除了數量豐富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跟完句現象有關。所謂完句現象，即組成句子的基本成份都好像齊全，但仍然不能獨立自主地使用。對母語者而言，句子有尚未完備的感覺。粵語動詞後綴以不同方式符合完句條件，呈現不同的完句現象。根據完句現象，粵語動詞後綴可以劃分為三大類（鄧思穎2018b）：第一類句子完整，不必再增加任何成分，如「佢嚇親我」（他把我嚇了）；第二類需作適當的補充，如光說「？佢食定麵」（他提早吃了麵），顯得有點不太自然；第三類不能單獨說，如「*佢唱極」（他怎麼唱都……）。^[3] 為了符合完句條件，每個謂語都需要被滿足，如通過約束關係或補充關係來實現。在這個分析基礎上，葉家煇（2019）進一步發揮，通過粵語動詞後綴「吓」（haa2）和「親」（can1）的完句現象，仔細討論約束關係。粵語的動詞後綴，不僅數量豐富，也表達了微妙複雜的意義，無論在語法學還是語義學方面，粵語動詞後綴都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除了動詞後綴豐富外，粵語的句末助詞也非常發達，成為粵語語法研究另一個令人注意的現象。所謂句末助詞，是位於句子末尾的虛詞，又稱為「語氣詞」或「語氣助詞」。普通話雖然有句末助詞，但為數不多，常見的句末助詞只有「了、來著、呢、吧、嗎、啊」等，如「吃飯了」的「了」、「吃飯吧」的「吧」、「吃飯啊」的「啊」等。^[4]

 

相對而言，粵語的句末助詞非常豐富。以香港粵語為例，普通話這幾個句末助詞，大致上都有對應的說法，如「吃飯了」可說成「食飯喇」、「吃甚麼呢」可說成「食乜嘢呢」。不過，粵語還有不少句末助詞，是普通話所缺少的。粵語句末助詞的數目超過四十個，意義上可以劃分為事件、時間、焦點、情態、疑問、祈使、感情七類（鄧思穎2015）。

句末助詞跟小句搭配，小句的基本詞彙意義不變，但句末助詞所附加的意義，卻相當微妙，如小句同樣是「食飯」，基本的詞彙意義就是「吃飯」的意思，加上不同的句末助詞，如「食飯啩」和「食飯罷啦」的意義就不同，前者的「啩」（gwaa3）表達了揣測的情態意義，是說話人的主觀判斷，而後者的「罷啦」（baa2laa1）表達了提議的祈使意義，是說話人的勸告。通過運用不同的句末助詞，形成變化多端的搭配，表達微妙多變的意義，是粵語語法的一大特點。

粵語句末助詞不僅數量豐富引起注意，有些用例，甚至可以通過聲調變化，表達不同的意義。如讀作陰平聲的「啦」（laa1）、陰去聲的「喇」（laa3）、陽平聲的「嗱」（laa4），意義就不一樣。表示請求，可以說「食飯啦」；提醒聽話者，可以說「食飯喇」；表示疑惑、質疑，可以說「食飯嗱」，成為疑問句。這種聲調上的變化，也可見於其他句末助詞，如「食一碗咋」的「咋」（zaa3）有提醒作用，而「食一碗喳」的「喳」（zaa4），就表示了疑惑、質疑。張凌、鄧思穎（2016）更論證了「食飯哦嗬」的「嗬」（ho2），並非普通的陰上聲，而是一個上升的語調。這個上升語調，也表達一定的語義，甚至可以分析為一個超音段成分的句末助詞。把語調分析為句末助詞，並非不可能。粵語表示疑問的上升語調，跟疑問類句末助詞呈現互補分布的現象（鄧思穎2006），語法上的互排性，間接證明了語調的語法地位；Wakefield（2010）論證粵語某些句末助詞跟英語的語調有相同的地位；Zhang（2014）進行實驗語音學的研究，認為粵語具有超音段成分的句末助詞；祁美瑩（2019）利用粵語的升降句調，探討語調和句末助詞的語法關係；劉擇明（2019）詳細分析粵語句末助詞「啊」和語調的關係；Tang（2020）進一步論證「嗬」的上升語調應佔有一個句法位置，處於句法結構的最高層。

利用粵語句末助詞的現象，我們可以探索語法和音韻的關係，也就是學界所講的「接口研究」（interface study），突破以往語法學研究的盲點，對語言現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從接口研究的角度思考，我們會感到好奇：為甚麼粵語像「喇、咋」等類的句末助詞，能通過聲調變化而表示不同的意義？聲調，如陰平聲、陽平聲，有甚麼語法作用？粵語的語調怎樣跟句末助詞結合在一起？ 這些問題，都是目前粵語語法學研究者關心的問題，是學界有待深入探討的現象，也是普通話語法沒有的現象。粵語句末助詞研究，既可彌補漢語語法研究的不足，又能增加我們對漢語的認識。

香港中文與全球華語

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說，漢語研究應放眼於全世界的華人群體。以宏觀角度研究當前整體的面貌，不僅有助認識漢語的特點，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對語言的本質有更深刻的理解。全球華語研究，就是從這個宏觀的角度出發，探討全世界華人所聽所說的漢語、華語，所讀所寫的中文、華文，就是「從全球性的視角，展開華語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戰略等問題的研究」（周清海2017: 64）。換句話說，全球華語研究是放眼全球華人社區，而不局限於某地某種語體的研究。

全球華語絕對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不同的變體組成。我們可以通過時代、地域、方言、語體四項參數，窺探全球華語的變體，了解全球華語的整體面貌（鄧思穎2018a）。全球華語是各個變體的集合體，由變體組成全球華語大家庭的一份子。通過參數異同的分析，探究變體的沿革與接觸關係，加深對全球華語的認識。以歷時與共時、境內外與國內外、共同語與方言、口語體與書面體這四組因素，作為分類標準，對全球華語的語言面貌作系統性的描述和分析，有助推進全球華語研究的工作。

香港中文，又稱「港式中文」，可理解為「以標準中文為主體，帶有部分文言色彩，並且深受粵語和英語的影響，在辭彙系統、詞義理解、結構組合、句式特點以及語言運用等方面跟標準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區普遍使用的漢語書面語」（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 6）。香港中文不僅在香港普遍使用，也對全球華語有一定的影響，應視為全球華語的一份子。

以全球華語四項參數來分析（鄧思穎2018a），香港中文應該定位為通用於現代香港社區的書面語；至於普通話，則應定位為通用於現代中國境內的口語。兩者的差別，主要在於流通的地域， 前者是香港社區，後者是中國境內。另一個差別是語體不同，前者是書面語，後者是口語。至於「標準中文」是甚麼？根據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3）的理解，「把『普通話』解釋為標準漢語的口語，至於漢語書面語，則稱其為『標準中文』，兩者合起來就是『標準漢語』」。一個狹義的理解，就是把「標準中文」的使用範圍局限於中國境內。用全球華語四項參數來分析，「標準中文」就是通用於現代中國境內的書面語。

近年學者提出大華語理論，這是全球華語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大華語是「以普通話／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李宇明2016），特指「除了地區方言之外的海內外漢語」（李宇明2017:3）。雖然大華語以普通話作為基礎，但卻是一種可以有「一定彈性」、「一定寬容度」的全球華人共同語（陸儉明2017）。按照全球華語四項參數分析，大華語應定位為通用於現代全世界華人社區的口語和書面語，而「全世界華人社區」應包括境內境外、國內海外的華人社區。

基於大華語理論的考慮，我們有必要把普通話、「標準中文」、大華語區分開來。普通話和「標準中文」可以作為大華語的基礎，但不等同大華語。最主要的區別，就是流通的地域，普通話和「標準中文」流通於中國境內，而大華語則流通於全世界。考慮到地域因素，香港中文既不是「標準中文」，也並非大華語。

在詞彙方面，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列舉香港中文的例子，大多數都跟粵語有關，尤其是同形異義的例子，如「認真當黑」的「認真」（確實）、「沒有加人工」的「人工」（工資）等，都是粵語的詞彙。這些進入書面語的粵語詞彙，形成香港中文的特點。

倫敦唐人街一角（筆者攝於2019年）

除了受粵語影響的詞彙外，香港中文還有一些用語，既跟粵語無關，也有別於普通話和「標準中文」，但逐漸影響全球華語，有成為大華語一份子的可能。比如說，「初步點算損失一星期營業金額」的「點算」（《明報》新聞網2020年8月17日），表示清點計算的意思，是香港中文常見的用例（鄧思穎2018a）。「點算」一詞，不是粵語詞彙，沒有收錄於粵語詞典，也不是普通話詞彙，不見於《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國語辭典》等重要辭書。搜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現代漢語語料庫」（簡稱「CCL現代漢語語料庫」），一共有九個例子。這九個例子，都跟粵港澳地區有關，或來自香港的新聞報道，或來自澳門的新聞報道。檢索「北京語言大學語料庫中心語料庫」（簡稱「BCC語料庫」），1945年至2015年七十年間的《人民日報》語料，只有四例；首例見於2001年，關於香港選舉的報導。至於台灣的報章，也有「點算」的用例，大多數是轉載香港新聞，少數屬於當地新聞，或文學創作。通過「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檢索「點算」一詞的用例，中國大陸有24個、台灣有159個、新加坡有41個。以一個收錄十四億詞的語料庫來說，雖然這兩百多個「點算」的用例不算甚麼，但也可間接說明「點算」在台灣、新加坡的使用，似乎有普及的趨勢。我們嘗試尋找美加、歐洲的華文報章，也得到一些「點算」的用例。

表示清點計算意義的「點算」，在二十世紀中前期也有不少用例。這種用法，仍然保留在香港中文裏。香港成為「點算」流通使用之地，估計跟當時社會某些活動有關（如選舉、捐款等）。「點算」用於某些社會階層、團體，在香港特定的社會背景下保留並發展起來（鄧思穎2018a）。至今「點算」逐步擴散，不僅成為香港中文較為通用的詞彙，甚至影響其他華語地區。雖然此詞在不同地域，仍然處於不平衡的發展狀態，但有擴大的趨勢。可以預測「點算」一詞，將來在全球華人社會也許有更大的影響力，應有條件成為全球華語通用的詞彙，進入大華語的詞庫裏。

語言現象並非鐵板一塊，一成不變。某些語言現象，昔日是標準，通行全國；經歷時代變遷，今天卻只保留在方言或地區中文，囿于一隅；但將來說不定又可能擴大影響力，遍及全球華人社會，成為大華語一員。變動不居，推陳出新，是語言有趣之處，也是語言研究吸引之處。

注釋

^[1]籌辦首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的李行德教授和徐雲揚教授在2010年7月用電郵與本人討論，建議把「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英語名稱簡化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並獲香港語言學學會採納，一直沿用至今。

^[2]本文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制訂的「粵語拼音方案」作為粵語音標。

^[3] 例句的問號「？」表示語感稍遜，星號「*」表示不能接受、不合語法。

^[4] 普通話有兩個「了」，一個是動詞之後的「了」，如「吃了飯」的「了」，屬於動詞後綴；另一個是句末助詞，如「吃飯了」的「了」。為了方便討論，文獻一般把前者稱為「了1」，後者稱為「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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