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日期	：	2017年4月18日
地　　點	：	香港沙田凱悅酒店咖啡廳
受  訪 人	：	周鴻翔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系）
訪  問 者	：	黎志添教授（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筆　　錄	：	徐艷蓮（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周鴻翔教授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系榮休教授。周教授在1952年高中畢業後，即成為饒宗頤教授的研究助手及學生。周教授跟從饒教授學習及助研的主要項目是商代之甲骨文，由於饒教授的學問極為寬廣，潛移默化下，周教授對甲骨文以外之學問，亦頗有涉及，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考古學和古代文化，主要著作有《夏史夏文化研究書目》、《商殷帝王本紀》及《美國所藏甲骨錄》。

一、跟隨饒宗頤教授學習的歲月

1949年我跟隨家人從潮州來到香港定居。1952年我高中畢業，之後在家人的介紹下成為饒教授的助手和學生，自此我與饒教授同住共處十一年，直至1963年我離開香港到澳大利亞求學。五◯年代饒教授已在香港大學任教，我與饒教授先是在般含道同住，同屋的還有衛聚賢教授。衛教授後來出版的專著《中國人發現澳洲》與《中國人發現美洲》在學界引起轟動。在同住期間，我跟隨饒教授學習甲骨文，同時處理一些家庭雜務，晚上再到文商專科夜校攻讀文憑。其後，饒夫人及其二位千金從潮州來到香港與饒教授團聚，我也跟隨他們搬家同住，儼如一家人。饒教授在做研究之外也常與學術界和藝文界的人士來往，他總是把我帶在身邊，我得以與諸位前輩接觸並請教學問。1958年我出版《商殷帝王本紀》一書，這本書是當時研究商殷帝王最全面的專著，書中所採用的甲骨文資料都是參考香港本地圖書館以及饒教授自己收藏的資料。因為這本專書我得到饒教授的學術友人巴諾博士（Dr. Noel Barnard）的幫助，獲得澳州國立大學四年全額獎學金。1963年我離開饒教授到澳州國立大學之遠東史學系跟隨巴諾教授研讀博士學位。在撰寫《商殷帝王本紀》的時候我也曾向董作賓先生請教學問。饒教授與董先生私交很好，學問相互影響。董先生字「彥堂」，饒教授本身研究甲骨，受到「甲骨四堂」的影響，另因為與董先生的交往，饒教授便把自己的字定為「選堂」，可見其交往密切。我跟隨饒教授學習甲骨文研究，得以接觸當時甲骨文學界多位老師，如胡厚宣先生等。胡先生後來主編《甲骨文合集》，書中部分的甲骨文拓本便是我後來周遊世界探尋甲骨文所製作的甲骨文拓本，特別是我的專著《美國所藏甲骨錄》中的甲骨文拓本。

1967到1969年我受聘到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教書，指導中文系的學生研讀《文選》，在這基礎上編寫了《中國文選提綱》，與此同時我也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當時中文大學的學術氣氛並不濃厚，香港英殖民地政府對中文大學的研究與教學不夠重視。1969年我的一篇書評發表在《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上，這本學報當時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系負責出版。由於我的書評得到該系系主任的賞識，他邀請我到該系任教，於是我在1969年離開中文大學前往美國工作。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我第一次從美國到訪中國，我還記得我當時入住的酒店是北京華僑大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對面。但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仍然緊張，我與當時在考古研究所工作的胡厚宣先生與夏鼐先生的交流仍需要通過電話進行而未能直接見面。1979年我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副校長委託再次回國到廣州中山大學邀請商承祚教授到加州大學訪問，可惜因為種種原因商承祚教授未能到訪美國，但我與中國大陸學界的交流自中國開放初期便開始了。

二、個人研究

我喜歡運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已經開始嘗試通過電腦技術研究甲骨文。1976年我帶著我的學生利用電腦程序來撮合甲骨，當時電腦才剛剛投入辦公使用，我和我的學生利用電腦程序嘗試撮合三千五百多張甲骨文卡片，這一研究後來發表在《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這本雜誌上。退休後我對中國文化研究仍然很有熱情，目前正在計劃與河南省安陽師範學院合作，利用電腦技術探究四百個甲骨文字的最早讀音。高本漢教授對中國古音的研究是我的重要參考資料。另外我也正在積極搜尋各地的古音及方言資料，錄音後輸入電腦分析探究甲骨文各種讀音。目前學界對甲骨文讀音的研究一般採用傳統的古音資料，如《說文解字》等，而我計劃利用田野調查所獲得的錄音，輸入電腦程序分析讀音，這一研究方法將是全新的試驗。我認為未來漢學研究與電腦技術的結合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主要關注甲骨文的文法，是這一領域比較早的研究者。通過甲骨文的研究，我們了解到商代文明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帝王傳位以及家庭承傳兩個方面。中國的宗法制度在商朝已經初步建立。古代的宗法制度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國人，甚至當今美國華人若發生有關財產繼承糾紛時仍然可以援用中國傳統的宗法制度作為法律文件。從甲骨文看中國女性的地位也很有意思。我曾寫一篇文章研究甲骨文中的女性記載，一共發現一百二十多位女性的名字。其中一位名為「婦好」的皇帝妾氏，同時擔任皇室占卜師，並曾帶領軍隊三千，展現極高的女性地位。儘管「婦好」的例子是目前資料顯示的個案，但大量的女性名字顯示女性在商朝的地位不容忽視。

我的學術興趣很廣，除了研究甲骨文和考古學，我也很喜歡研究飲食文化，「波霸奶茶」（珍珠奶茶的別稱）便是其中一例。為了研究「波霸奶茶」的起源，我特地從美國來到香港探訪香港電影資料館，查找第一位被稱為「波霸」的香港電影明星。「波霸」這一名詞起源於香港，但珍珠奶茶這種飲料是起源於台灣。七十年代台灣的珍珠奶茶在香港被稱為「波霸奶茶」，但香港現在已不再使用「波霸奶茶」這一名稱，這一名稱反而由華人帶到美國，到今天珍珠奶茶在美國仍被稱作「波霸奶茶」。這些日常食物所帶出來的跨文化現象趣味十足。

受到饒教授的影響，我除了熱衷甲骨文研究外，對書籍收藏、書法和詩詞寫作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我熱愛藏書、讀書，家中書櫃不夠，我就用車庫來擺放書籍。饒教授本身精通中國詩詞創作及書法，受其影響，我也喜歡自己創作詩詞。總而言之，我在學術、興趣和處世態度都上受到了饒教授的影響，受益匪淺。

三、對香港中國文化研究的評價與期望

香港經濟發展很好，學術發展擁有充足的財政支持，我認為香港的中國文化研究潛力很大。但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國文化研究受到地域視野的限制。具體而言，來自中國北方的學者與廣東及香港學者在研究中國文化上呈現一定的南北差異。這種差異或許是由於南方學者對於中原傳統文化存在一種距離感，但我認為南方學者能夠跳出自身的區域視野限制，從而克服這一距離感；香港的中國文化研究學者也許可以從更加開放的視角，在西方範式和中國本土視角之間達到更好的平衡。目前越來越多國內學者到西方深造以後回到香港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和教學，我認為這一趨勢對推動中國文化研究很有益處。這批學者同時融合中國本土和西方研究視野，他們與香港本土的中國文化研究學者也形成良性的競爭關係，有利於不同視角的激盪，推動中國文化研究的發展。

香港的年輕學人對於中國北方文化也存在距離感，比較親近西方文化，若是他們能夠跳出自身區域的限制，對未來香港中國文化研究的發展必將很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