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邀得汪德邁教授擔任2015年饒宗頤訪問學人，並舉行四場公開講座。四場講座話題不同，均體現汪德邁教授進行中國研究的兩個關鍵理念，即中西文化因不同的起源、發展、問題及內部機制而呈現不同特徵；兩者的差異可追溯到各自文明最初的發源。以下是講座摘要。

一、中國占卜學與西洋文化神學之比較

首場講座主要談及語言在中國文化早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汪教授首先提出分析語言的兩個維度，即溝通（言語）及知識（概念）。他認為早期中文書寫體現出知識維度的特徵，產生於占卜術，是一種與口語分離的「真正的表意系統」（表意文字在詞源意義上是指觀念、概念及書寫）。汪教授因此認為中國思想主是關聯性的，西方文明則是因果性的。中國思想的發展取決於書寫及口語的分離，以及中國文字的表意特徵。這一點在「中國胛骨占卜術」的五個發展階段中表現顯著。占卜技術的改良總是採用一種關聯關係，例如，選用龜殼作為占卜工具是出於一種象徵意義（龜殼的形狀與宇宙相關聯），而不是實用的考慮；又如在占卜中用數字取代龜殼裂縫也是因為數字的形狀與裂縫相似，而不是因為數字的數學含義。

相反地，西方文字起初是口語的符號，並慢慢從一種語標系統發展成現在的字母體系。語言在聖經傳統中被賦予創世的力量，可見口語與西方文化起源的親密關係。從這個角度比較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歐洲早期）的起源，汪教授總結道，西方文化由因果概念主導，而中國文化現象則與徵兆關係密切相關。

二、中國科學思想的特徵

汪教授在首場講座中說明中國思想建立在由占卜術衍生的關聯法上，他進一步闡述這種方法對中國認識論與科學思想的影響。汪教授認為，中國思想家嘗試通過物體的相似性來認識世界，後來的「陰陽五行結構」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從這一方面看，中國的關聯性思考方式與占卜術密不可分。

汪教授指出，「關聯性並不排斥因果性」，即中國思想家實際上也從因果關係認識世界，但僅僅用於解釋簡單的現象。當需要解決複雜的問題時，如政治和醫學，他們便回到關聯性的方法。他們認為，這些複雜的問題都無法用一種粗糙和簡單的因果論來解答。代表中國科學權威的醫學便是這種傳統世界觀的一個明證。中醫醫師更多的關注生理學，而不是解剖學，相較於器官的位置，他們對器官的功能及相互關係更加感興趣。這同樣是強調關聯性，「不僅是器官之間的關聯，還涉及身體、精神與宇宙的關係」，因此，中醫本質上是一種「宇宙—精神—身體」科學。

歐洲科學經過啟蒙運動而獲得技術的領先地位，但在此之前中國科學很可能比歐洲科學更先進。汪教授注意到，西方科學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廢除了從神學繼承而來的錯誤觀念。他認為，中國的關聯性思維無疑可以豐富當代科學思考，特別是在數量物理及電腦工程方面。他希望中國科學也能清除從占卜學所繼承而來的錯誤觀念，如陰陽、五行及易經卦象。

三、我與我的老師饒宗頤

第三場講座主題為「我與我的老師饒宗頤」。汪教授分享他與恩師相處的美好回憶。旭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及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主席楊釗博士捐資一千萬港元支持饒宗頤學人講座計劃。出席講座的其他嘉賓包括饒宗頤教授、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教授、饒宗頤基金饒清芬女士及支持饒宗頤訪問學人的其他代表人士。汪教授回顧他與饒公的師生情誼及朋友情誼，更帶出他與當時漢學界多位著名學者的往事。演講全文可在此點閱。

四、中國文學與藝術的特徵

第四場講座為中西藝術文學之比較。汪教授認為中西文明中的藝術及文學發展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及歐洲早期文字系統的不同起源與發展。中西文化都把語言看作定義與認識世界的工具，但語言在兩種文化的發展卻很不一樣。中文的發展與占卜學密切相關，而西方語言則與神學密切相關。西方的口語最初被賦予創造世界的力量，口語因此獲得舉足輕重的位置。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文，即書面文字被賦予超驗、神聖的力量，以及昭示的功能。這種觀念起源於胛骨占卜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象形文字。因此，言語創世這一概念在中國占卜文化中是不成立的。

在西方，語言被賦予創世的力量，使用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家也因此被看作是自然（上帝）的模仿者。但在創作中，作者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並創造出與自然不同的「他者」。相反，中國文學中的作者嘗試從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去描述自然，保持與自然的聯繫，正像占卜術中的巫師通過技法達到與自然的溝通一樣。汪教授指出，從這個角度可以很好理解中國文學與占卜學的親緣關係，因為書寫與占卜是密不可分的。另外，「原創性」構成西方文學的必要因素，中國文學則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