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漢明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現為歷史系客席教授。她先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碩士、博士）。研究專長包括近現代中國社會經濟史、華北及華南地方史、海外華僑/華人史、香港與國內及海外關係、婦女/性別史等，有關課題涉及性別、階級、族群等範疇中的邊緣化、從屬化或顛覆、抗爭等問題。研究範圍跨越史學不同領域，也跨越時空、近現代、海內外，以至性別、階級等界線。除學術論文外，著有《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究析論》、《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路：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等書，並為《全球化與性別：全球經濟重組對中國和東南亞女性的意義》的編者，及《點石齋畫報通檢》、《點石齋畫報全文校點》、《性別學與婦女研究：華人社會的探索》、《性別覺醒 ：兩岸三地社會性別研究》、Women in China: Bibliography of Available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 和 Tung Chung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Airport: An Ethnographic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的合編者，也是《海外華人新史叢書》的主編。

一、求學之路

1970至1974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修讀本科課程，副修社會學。時歷史學已深受社會科學影響，我也逐漸對社會經濟史產生濃厚興趣。此外，我特別關注歷史對當前的影響。猶記我當時寫的第一篇歷史課業長文題為「從雅爾達密約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該文似乎預示了我以後治中國近現代史的路向。

本科期間我遇到多位良師，曾擔任中國通史（羅球慶老師講授）、西洋經濟史（張德昌老師講授）等科的助教。除西洋經濟史外，我也修讀講授中古史、宗教史和比較史的范挪亞教授（Prof. Noah E. Fehl）等老師所教的世界史科目。在社會學方面，我曾選修了中國社會與家庭、群眾運動等科。

本科畢業後我留校擔任全職助教（Tutor）兩年，為日後出國深造作準備。帶領與我程度相差不遠的同學上討論課，對我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也是個難得的應付挑戰的機會。我必須大量查閱資料才能勝任，每次備課我都得充分參考中、英文書刊，兩年的助教歷練終使我獲益良多。

當時中文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聯繫密切，歷史系有好幾位學生畢業後申請獎學金成功，前往加州大學深造（梁元生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我心嚮往之。1976年我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深造，獲加大留學教育計劃（EAP，即Education Abroad Program）資助，除免學費外，另獲美國國務院的生活津貼。留學期間我擔任助教和研究助理，並到圖書館和研究機構（如亞美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兼職。這些工作令我長年身處學術機構，得以擴闊視野，掌握博而後精的功夫。

我在加大取得碩士學位後繼續修讀博士課程，主修範圍為近現代中國史，副修範圍為近世中國史、亞美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和美國史。當時洛杉磯加大的黃宗智（Philip Huang）教授正專研華北小農經濟，利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及美國其它學術機構收藏的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在華北作農村調查時搜集的一手資料，結合其他史料，進行深入原創性研究，產出豐碩成果。我有幸成為他的研究生，修讀他講授的有關現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院科目，並開展博士論文的研究工作。在業師的指導下，我進行華北社會經濟的相關研究，聚焦於1900–1937年山東濰縣 （即今天的濰坊）的個案，考察中國本土經濟如何受外國資本主義影響，博士論文題目為"Merchant Capital, the Small Peasant Economy, and Foreign Capitalism: The Case of Weixian, 1900s–1937"。 該論文的部份章節已陸續發表，唯全文的整體意義，經多年沉澱思考，於今才醞釀總結成書。

在近世中國史方面，我的指導老師是Prof. David Farquhar。修讀他講授的研究院科目後，我寫了一篇關於明代「官搭民燒」制度如何影響景德鎮陶瓷業發展的論文，該文後來以英文發表，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在亞美研究方面，我的老師是成露茜（Lucie Cheng）教授，她研究婦女及性別課題。成老師當時是加州大學亞美研究中心主任。我長期在該中心兼職，中心同仁及研究氛圍啟發了我對亞裔美國人和美國華人的研究，對我影響深遠。我在中心當研究員期間，曾協助成老師和 Prof. Charlotte Furth 編輯 Women in China: Bibliography of Available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 一書。該書1984出版，成老師將我列為編者之一。她不僅引領我進入婦女史和美國華人史的領域，其學術人格、公共關懷，尤足師法。惜良師早逝，令生輩永留無涯之憾。我的美國史導師為Prof. Alexander Saxton，他專研美國勞工史。我當時在他指導下寫了一篇有關美國加州農場上的華工的論文，後翻譯成中文出版。想不到我對華工的研究興趣一直延續至今。

二、在中文大學的教研工作

1986年我應聘回中文大學任職，適逢歷史系許冠三教授退休，我承接他的兩門學年課程：「中國現代史」和「史學方法」。大學改三年制後，「中國現代史」變成兩科學期課程：「二十世紀中國之革命與現代化」和「今日中國」。此外，我又曾是「東西方的革命」一科的合教者。教研相長，中國社會革命成了我的研究範圍之一。中國革命與香港的項目曾獲"Direct Grant"的資助，出版了有關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在港角力等課題的學術論文。此外，我也發表了數篇有關史學方法論的論文。九十年代我又加開「性別與歷史」一科，這是我認為應該在大學特別發展的科目，我也一直投身參與性別研究中心和性別研究課程的發展工作。時婦女史與性別史並舉之說已受本地學界注意，個人認為自己的教研工作應有所回應，以在方法學上跨越性別藩籬，並深探兩性關係的複雜性。時我因地利之便，常到華南考察，竟在家鄉順德與百多位曾在新加坡當家傭「媽姐」後退休回鄉的「自梳女」結緣，開展了一個延續多年的口述史研究項目，發表有關論文多篇。由於此課題涉及自梳風習、婚俗轉化、民間信仰、族群涵化等研究領域，故也跨越了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界線。

當時史學界中「新文化史」方興未艾，成果漸多，史料範圍也大大擴展，所謂「語言轉向」、「圖像轉向」等變化，層出不窮。我和包括美國學者在內的文、史、哲三個領域的同仁在2004年開展了「《點石齋畫報》與近代中國文化史」的研究計劃。時值校方要求教員積極申請「研究資助局」（RGC）的「優配研究金」（GRF），我們的項目幸獲資助。2007年結項時，我們出版了《點石齋畫報通檢》一書，並已將畫報全部數據化儲存。個人遂陸續出版了有關課題的研究論文，涉及從青樓名妓時代到普通妓女時代的轉化問題 有關妓女的論述與圖、文之間的張力等內容。2014年我們又出版了《點石齋畫報全文校點》，相關論著仍將繼續面世。惜RGC 只著眼在結項後短期內產出的成果，而國際學術界中有分量的人文學科研究動輒經年方有所成，「十年磨一劍」，乃見功夫，此之謂也。

《點石齋畫報》的內容已被中外學者認定為處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轉型期中的中國社會文化寫照，其圖文並茂的文本為我們提供了中國遭逢千古未有的巨變時的感性資料。為促進有關研究的進一步開展，《點石齋畫報通檢》為畫報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檢索系統；《點石齋畫報全文校點》則為《點石齋畫報》全文作校讀、標點工作。後者有助我們對為畫作撰寫附文的「最後一代科舉人」的文字的理解，將大有利於對畫報所作的文本內容研判。目前，研究者對圖像附文的論析嚴重不足。今後在這些工具的支援下，對畫報進行新文化史所重視的文本分析、圖文交互分析和語境分析，以及三者的結合，當能有更好的效果。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期望我們更能捕捉世變開始時的中國社會文化形態，及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我申請的另一個優配研究金項目題為「慈善網絡：東華義莊與粵、港、北美間的聯繫」。此課題也關乎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特別強調的是香港的角色。這個項目也使我早年已建立的美國華僑史研究基礎得以大派用場；而先前為香港東華三院編集文獻資料時的心得，也令我更肯定香港在海外華僑與其故鄉連繫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這是個華僑史、中國史和香港史的課題，也是個全球華人網絡和世界史的課題。作為個案研究，本計劃聚焦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在北美（特別是廣東人視為「金山」的美國和加拿大）與中國僑鄉（主要在廣東）間的「原籍歸葬」慈善網絡上所起的基要中介作用。這其實也是個移民、航運交通、貿易往來、文化和信息交流的網絡。香港一向是全球華人社會的樞紐，期望這個以慈善為主題的原創性研究，可為全球華僑、華人世界網絡的宏觀研究開創先河。為追尋先僑足跡，我多次走訪早年華僑在美、加的僑居地，以及三邑、四邑等地的華南僑鄉。此外，為找出十九世紀中葉淘金故事的最後一塊拼圖，下一個田野考察地當是早年被稱作「新金山」的澳洲，但這已超出原項目的範圍了。陸續產出的研究成果也將超越結項期限，甚至退休後仍得繼續有關課題的編著工作。

另一項跨越退休年限的研究竟是我留學歸來後不久所開展的自梳女項目的總結，以回應近年的「末代自梳女」論述。上文談及有關口述史項目時已指出，此課題其實早已超越婦女史，而涉及婦女與性別史並舉的研究進路，後更跨越社會史和文化史界線。三年前我復以「中國的末代自梳女：一個區域傳統及其性別意涵與跨國視野再探」為題申請優配研究金，再獲資助，得以在一個關鍵時期為是項研究作最後總結，並超越僑鄉研究，親到僑居地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作田野調查。至此，除重申有關項目跨越性別及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界線外，我更特別從跨國視野宏觀地再探自梳現象的外延性，冀能將微觀經驗和區域社會文化系統與全球移民的宏觀過程勾連起來，作出總體性論斷， 並以「華人跨國移民史的性別維度」為題出版研究成果。

三、中文大學與香港的中國文化研究

多年的學習和教研工作，使我體會到世界史、中國史、地方史的緊密關連性。香港因地利之便和特殊條件的具備，尤當肩負時代重任，以中國研究為中介來勾連地方研究與世界研究的學術探索，並建立起理應是基礎深厚而別具特色的中國文化研究學統。

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初，中國文化研究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在極度重視中國文化的創校首任校長李卓敏的領導下，中大成立了中國文化研究所。在草創時期，文物館和考古藝術研究成績斐然。及後中國語文和古籍研究、翻譯研究等方面都表現超卓。其間中文系和歷史系中多位著名教授都在文化研究所辦公，帶領研究項目及培養研究生和青年學者，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人交流。九十年代 《二十一世紀》出版，與一直享譽學界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成為各具特色的學術刊物，發揮著它們在海內外的影響力。考古研究中心的發展，以至近年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創立，及其在凝聚中國研究學者方面所作的努力等，在在足顯籌辦和參與各項活動的同仁所付出的心血。

然而，際此研究所金禧之慶，我們似應自問：究竟中文大學對發展中國文化研究還有多大熱忱？對香港的中國文化研究能有多大承擔力？在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市場化競爭、公司化管理、指標化評核、格式化統整等要求下，人文學科和人文精神備受衝擊的情況下，中國文化研究會受到甚麼影響？還能有甚麼前景？最大的問題是：在人人自危、你爭我奪的狀態下，各院校內部、之間，以至全境學術界嚴重內耗，以致難以匯聚境內已有基礎的領域上的力量，無法亮出本地特色來建立真正的國際地位，令人遺憾。以本地院校的零散規模，如無協作，實不易產出氣象恢宏的成品；而掌握研究資源者由上而下的壓力卻造成急功近利的研究文化，令各院校的學系和研究單位，以至學者都只爭相競逐在研究項目數量和資助金額上的佳績。海外評審對這種國際學界少有的現象常嘖嘖稱奇，惜大多噤若寒蟬。（但記得一位有良心的外國學者曾以"pathetic"一字形容這種狂潮。）諷刺的是，這種世界罕見的「具香港特色的國際化」正窒礙著理應是別具香港特色的中國文化研究傳統的傳承和發展，極不明智，叫人浩嘆。香港如何走出這個怪圈？中大如何自處？是否只能亦步亦趨？若然如此，人文學科可能是守護中國文化研究的最後一道防線，它們卻也日陷瀕危境況。

香港兼容並包的多元特性，曾為博大精深，豐厚多姿的中國文化提供了理想的研究空間。這個空間如何維持？會否逐漸收窄？還得先看我們自身的批判力、自省力和超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