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志雄教授，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暨中國古典詩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嚴教授專研明清文學與文化、明清詩文、文學理論等，著有專書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2009）、《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2012）、《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2013），發表研究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禛、屈大均、函可、東北流放詩人等中英文論文多篇，並編有《千山詩集》（2008）、《明清詩文研究（第1輯）》（2011）等。嚴教授曾榮獲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2014）、科技部「傑出研究獎」（2014）等多個獎項。

嚴志雄教授首先介紹吳梅村其人。吳梅村即吳偉業（1609–1672），為明末清初著名詩人，被稱為江左三大家之一。嚴教授指出，相較於「明遺民」這一指稱，用國變中的「倖存者」來形容吳梅村等明末清初詩人更為合適，因為「明遺民」指向忠於明朝，有強烈家國之感的士大夫，而「倖存者」所包含的身份更為開放，不僅包括遺民，也包含選擇出仕新朝的士大夫，這些士大夫在面對新朝的心情與遺民有諸多相似也有不同，嚴教授希望通過「倖存者」一概念把這些面向帶出來供讀者思考。

嚴教授介紹吳梅村〈琵琶行〉的創作起源：「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南明弘光朝土崩瓦解，吳偉業攜家人百口避難長洲礬清湖浹月，後逼於時勢，返里。三年春，因緣和合，梅村作〈琵琶行〉，乃其於南明朝覆亡後『梅村體』敘事歌行之初試，而膾炙人口至今。由夜聽琵琶而及明崇禎朝覆亡之痛史，〈琵琶行〉乃梅村『詩史』之大手筆、『歷史創傷』的展現」。嚴教授指出，「〈琵琶行〉的『賦義過程』並不止於完成了此詩的『文本性』，若從詩中所投寫的『抒情主體』回溯（以及前瞻），可以觸及作為『書寫主體』的吳梅村，以及詩中賦及諸人的生命與歷史經驗，此亦本詩『意義』之所寄。另外，詩篇產生的背景地江南太倉王時敏（煙客，1592–1680）的『南園』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意義』處所」。嚴教授「從文化史的視閾展開探索，逐步邁向〈琵琶行〉所指向的『生命』、『社群』、『歷史』經驗，重構內裡種種耐人尋味的『賦義』元素以及對讀者的期待」。

嚴教授將唐代詩人白居易的〈琵琶行〉與吳梅村的〈琵琶行〉相互比較，認為此兩首名詩都傳達了詩人淪落天涯的感慨，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淪落之感來自於詩人自身的遷謫，而吳梅村的〈琵琶行〉不僅表達了個人的身世之感，更包含濃濃的家國之思，相較而言吳梅村的〈琵琶行〉至少多了一層含義。

嚴教授指出，〈琵琶行〉引發讀者思考「是夜南園中人」之間的層層關聯，從而提出詩歌中所展現的一種強烈的社群感，並試圖探討這一社群感的具體特質，認為詩歌中所提及的「是夜南園中人」各自帶著類似的身世故事相遇，他們的相遇並非偶然，當中每個人都與南園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每個人的身份相互重疊，展現一種國變中的倖存者的社群感──白居易詩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而嚴教授認為，「是夜南園中人」之間體現著強烈的社群感，其實「相逢已是曾相識」。嚴教授分析吳梅村的〈琵琶行〉所體現的社群構成的種種元素，包括歸屬與認同感、共同的歷史遭遇、同情共感、共同的象徵系統、互相依賴、聯繫、感情上的契結、心靈上的安全感等。從南園這一聚會地點來看，王煙客太倉的南園與吳梅村的梅村都是由江南造園藝術家張南垣所建造，兩座園相隔僅僅一里，吳梅村當晚在南園感受到賓至如歸的感覺，這不難想像。這些出自同一建築師之手的建築物本身就營造了一種家園的連結感。另外，梅村與王煙客的南園中共有的梅花也成為他們這個社群的重要象徵，正是王煙客南園中的梅香吸引吳梅村走進南園，於是有了一段眾人的相遇，他們一起聽琵琶曲並相互傾訴身世故事。嚴教授指出，「此一江南婁東江村，屬於煙客，也屬於梅村。煙客的南園與梅村的梅村毗鄰而築，相距不過一里，信步可抵。南園本是煙客祖父所闢以種梅者，廣三十餘畝，梅，實乃南園的起源，也是日後留在人們記憶中永恆的風景。而梅村購入賁園後，名之曰梅村，園中又有『梅花書屋』、『梅村』諸勝，偉業且以『梅村』自號，則其園梅花繁茂，亦不言而喻」。嚴教授認為：「及順治三年（1646）春夜，月明照見人間，婁東江村，瘦影橫斜，暗香浮動，梅村陶醉其中，不覺從其梅村『偶步』到了南園，彷如夢遊。梅村〈琵琶行〉中段，描寫琵琶聖手白彧如為南園中人朗彈一曲，以音樂再現『先帝十七年以來事』，關乎戰亂中的中國、明室、君臣、百姓。白生技進乎道，感染力極強，給聽眾帶來了心靈的震撼」。

嚴教授認為「是夜南園座中人，都是明清鼎革之際的倖存者。明社既屋，他們成了先朝遺民。在新政權的統治下，他們難免細細思量，該如何安身立命是好」？通過分析〈琵琶行〉中關涉的「是夜南園中人」王時敏、吳偉業、白在湄、彧如父子、舊中常侍姚在洲的相互關係，嚴教授探究身份、記憶、歷史的蔓藤，並從此出發，談到歷史如何通過不同人物的身份得到再現，從而嘗試建構詩與史、私史與野史的關係，以及詩歌與生命史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