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邁1928年生於法國北省。巴黎東方語言學校畢業，獲中文系（1948）、越南語系（1950）證書，後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1951）、文學博士（1975）。曾訪學於日本京都大學（1959–1961，1964–1965）、香港大學（1961–1964）等。先後任越南中學教師（西貢：1951–1954，河內：1955–1958），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1956–1966），艾克斯—馬賽大學副教授（1966–1973），巴黎第七大學副教授（1973–1978），巴黎高等學院儒家歷史研究導學教授（1979–1993），東京法日會館法國館長（1981–1984），法國遠東學院院長（1989–1993）等。為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院通訊院士，著有《新漢文化圈》、《王道》等學術巨著，並於1980年獲得被譽為漢學界諾貝爾獎的「儒蓮獎」。

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不是來自他人的影響，而是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讀了喬治·馮·德·格貝勒茨（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的一本中文語法書，便立即對中國語言產生了極大興趣。我發現中文不僅與我的母語法文有很大的差異，與我在中學時期學過的其它外國語言，拉丁文、希臘文和德文也不相同。因此，我對中國的興趣最初是關於中國語言的。廣泛而言，是對語言所折射的中國文化感興趣。我讀完這本中文語法書以後，馬上拜託我的一位朋友介紹我認識他的中國朋友陳榮升，陳榮升便成了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那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後來陳榮升在歐洲加入了二戰法國抵抗運動對抗納粹，在中法客運交通恢復後，陳便返回中國投身中國共產革命。離開法國之前，他介紹我認識了他的朋友李志華（法文版《紅樓夢》的譯者），李志華從此成了我的第二位中文老師，我的中文名字汪德邁便是李志華為我取的。接著同年十月，我進入巴黎法國立東方語言學校，開始跟隨保羅·戴密微教授學習中文。

那年我十八歲，還沒結婚。我的專業並不是中文。我在巴黎大學主修哲學與法律，但我對律師這一行業不感興趣，我關心的是法律的哲學。記得在巴黎大學的時候，我的其中一位教授是現象學專家讓‧瓦爾。在一場考試中，瓦爾教授問了我一個問題，我回答時提到了馬賽勒·葛蘭言對中國哲學的評價，但瓦爾教授果斷地打斷了我，並說他對中國哲學沒有興趣。這讓我很驚訝，偉大的思想家也有其狹隘的一面。

一九五零年我結婚，我需要找一份工作，但我仍希望能到遠東去。當時的情況不允許我到中國，而法國政府正在招募人員到越南。越南文化有很大程度的漢化，我的妻子也是在西貢出生的華僑，西貢似乎成為我最理想的去處。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我在西貢工作了三年，並於一九五五到一九五八年間在河內工作了兩年半。在這之間，我還回到巴黎大學讀了一個學期哲學。讀完後本打算回到西貢，但那時日內瓦條約簽訂，時勢變化。法國遠東學院在越南的主要中心在河內，我因此決定自願到其他人都不願意去的河內法語中學教書。後來證明我的決定是對的。我到河內後很快便在法國遠東學院中獲得一職。去到河內三個月後，當地新成立的共產黨政府廢除了法語教學，我無事可做。恰逢法國遠東學院需要替換博物館館長一職，我便進入博物館工作，隨後還參與到法國遠東學院的中國研究項目中。

一九五七年，我還在越南，我的朋友蔣信邀請我到北京外交學院與他一起教法文。我答應了，並收到外交學院的教授聘書。然而，當我向法國遠東學院院長提出把我送到北京的請求時，他以中法沒有建交為由拒絕了。我仍然堅持我的請求，最後獲得河內法國外事處代表的批准，但前提是我必須等到有人來代替我的職位之後才能離開。幾個月後，接替我的新職員雷維安才來到河內，而在這期間，在我準備出發前往中國的一九五八年二月，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巨大變化。駐河內中國大使建議我取消合同，我因此取消了北京之行，並在五月回到巴黎，之後被遣派到東京，再到後來的香港。

一九六零年代我分別在日本和香港停留，我的學術生涯也因此展開。一九六六年我回到法國巴黎，繼續為法國遠東學院工作，被指派為饒宗頤的助理。當時饒宗頤受邀到法國協助戴密微教授進行敦煌資料研究。一九六七年我在法國南部的艾克斯—馬賽大學擔任教職，並負責指導新成立的中文系。
 
一九七三年我從艾克斯—馬賽大學轉入巴黎第七大學，並在一九七八年從巴黎第七大學轉到巴黎高等學院。在巴黎高等學院任教期間，我同時擔任東京法日會館法國館長（1981–1984），法國遠東學院院長（1989–1993）。一九九三年我退休，法國遠東學院院長一職懸空。我推薦饒宗頤繼任，饒公同意代任三個月，再次住在我家。

我在法國求學時並沒有修讀語言學，反而是後來對中文產生興趣才開始接觸和熟悉語言學研究。我僅僅把語言學看作研究中文特性的一個工具。但許多研究東方語言的學者恰恰相反，他們學習中文是為了把語言學理論套用到中文裡。因此，許多語言學家因為其本身對語言的預設而無法透過甲骨文認識中國象形文字的真正特徵。他們僅關注口語，也不認為象形文字會存在於表意形式以外的文字形式。王力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中國語言學家，但他也受到同樣的影響。他的語言學老師是法國偉大的語言學家安東尼·梅耶。梅耶是研究印歐語的權威專家，但他一點也不了解中文。王力所受的法國語言學熏陶持續影響其他的中國語言學家。我本身沒有受到這種影響。我的研究更加貼近符號學、哲學以及語言學的方法。饒宗頤的研究則是純文獻學的方法。我嘗試從全球視野來看問題，文獻學家關注的是精確的特定數據。

年輕時，我還希望能到香港與真正生活在中國的人們用中文交流。我認為要真正理解中國的思想，首先必須與中國人進行真正的交流。一九四零年代後期，謝和耐和我在語言學校一起修讀中文課程，但他從來不說中文。他僅對文本感興趣。我非常欽佩他在文獻學的成就，卻不贊同他認為「鸚鵡才需要說話」的觀點。戴密微教授很喜歡說中文，但當我提出到香港練習中文口語的時候，他並不贊同。他認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如果要學習中國文化，日本是更好的選擇。因此我被遣派到京都。我在日本果然有機會進入幾位偉大漢學家的課堂，如吉川辛次郎、小川環樹和內田智雄。他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這更加堅定我去香港的決心。後來戴密微與饒宗頤成為朋友，我最終得以成行。

大學時我起初對哲學感興趣，但我一直對中國思想保持好奇。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如此不同，這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問題。為了解答這一問題，我不斷深入地追尋中國文化的根源。因為我本身的法學背景，我對中國思想的探究是從法家開始。我意識到韓非子的哲學實際上根植於諸子哲學，而諸子哲學的核心則是儒家思想。後來我又發現，要理解孔子，必須理解儒家思想背後的根基。再後來我終於接觸到中國推測思想的起源，那就是甲骨文所記載的占卜學說。感謝戴密微介紹我到香港跟隨饒宗頤學習甲骨文，讓我有機會認識到甲骨文的重要性。我更有機會進入饒宗頤的課堂，學習《文心雕龍》。這不僅是中國修辭與詩歌的經典之作，更是一部中國哲學經典。另外，饒公還在他家中為我單獨授課，講解《說文解字》。我得以接受古文字學的訓練。兩年以後，我終於能夠就饒宗頤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寫出一篇小結，並於一九六五年發表在《法國漢學
研究通訊》上。

我本身沒有專注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我認為這樣的研究只有中國學者能勝任。一般來說，中國研究的文獻考察領域必須先由中國學者開創，西方學者才能進行後續研究。我記得我曾就法文版《國語》翻譯中的一個問題請教饒宗頤，他認為西方學者翻譯這部中國經典為時過早，因為中國學者自己也沒有真正破解這一經典。正是這個原因，我研究考察中國學者對甲骨文的研究，而不是甲骨文本身。我關注中文表意文字詞源學，這是中國文化的基礎。

饒宗頤教我《說文解字》，總是讓我到他家裡去，每週兩三小時。他先給我看書中的幾段文字，然後再解釋，並就每一個字詞詳細地講解。我也由此開始對詞源學產生興趣。《說文解字》本身有不少錯誤，但這是因為成書時沒有適合的參考來源。在同時期公元十一世紀的歐洲，根本不存在可以相提並論的研究作品。

饒宗頤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以及他的勤奮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最讓我欽佩的還是他的生活方式。他身上展示一種真正的學者風範，全神貫注投入到研究工作中。當時香港大學及西方漢學界幾乎沒有人發覺他的天賦，戴密微是唯一例外，他讓我也見識到饒宗頤的才華。他的天賦最終在香港中文大學得到認可和發揮。在中國大陸，由於他父親被認為是潮州資產階級的代表，這一政治出身也讓他不受重視。但他完全沒有受到這些外界評價的影響，也絲毫不在乎。他把全部時間都投入到研究中，對外界的繁雜不為所動，他的生活極為簡樸。

一九六零年代末我在法國開始教授中文的時候，法國的漢學正處於一個變化的時期。一九四零年代，整個法國僅有三門中文課程，分別由巴黎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巴黎高等學院和法蘭西公學院開設，大學沒有開設任何中文課程。直到一九六零年代，法國的大學才逐漸開設中文課程。一九七零年代的法國僅有三位有博士學位的漢學家，吳德明是第一個，謝和耐是第二個，我是第三個。隨著越來越多大學開設各種中文課程，中國研究的博士生也越來越多。這些新一代的學生都能說一口漂亮的中文，但很少能夠閱讀文言文。

從耶穌會士開始，法國漢學有很長的歷史傳統。在耶穌會創立以前，中世紀的法國並沒有學者對拉丁語，希臘語及希伯來語以外的語言感興趣。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創立法蘭西公學院，鼓勵學者研究阿拉伯語。法國與奧特曼王朝的關係密切，阿拉伯語由此獲得重要地位。幾年後，耶穌會於一五四一年成立，發起人依納爵·羅耀拉和他的朋友都在巴黎大學學習，成立儀式在巴黎舉行。他們都受到一股對非歐洲文化的包容與開放精神的影響，決心開始對歐洲以外沒有受到清教影響的人們進行傳道，反對清教教義。耶穌會的歷史是法國歷史的一部分，耶穌所帶動的西方漢學，也是法國歷史的一部分。自此以後，其它西方國家也開始發展漢學，但那都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過去學術研究的重點，現代學術研究重心則轉向當代中國。我同意理解當代中國的重要性，正如我希望開口說中文來避免一種「教條式」的漢學研究一樣，僅僅研究傳統中國是不夠的。我也很感激饒宗頤帶領我接觸活生生的香港文化。但另一方面，我對現在學界對傳統中國文化研究的缺乏感到遺憾。我認為，這正是目前西方學者僅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而徹底忽略中國文化的原因所在。另外，現在到法國留學的多數中國學生對中國文化所知甚少，我對此感到驚訝。

儒學研究經歷的變化最大。文化大革命以來儒學被官方政治話語完全摒棄，現在儒家思想又重新被倡導。當然這樣的政治性倡導難以避免有狹隘甚至虛偽之處，但我認為這種虛偽的倡導要比文革對儒家的摧毀好一些。借用十七世紀法國著名的道德家弗朗索瓦·德·拉羅什富科的話，即是：「虛偽是惡對善的敬意」。

作為饒宗頤訪問學者在香港訪學的一個月，很高興能夠與對我的漢學研究有興趣的人們見面交流。要接受一個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闡釋，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也許有些困難。但相較於與歐洲中心視角的西方學者討論先驗的中國文化，我更樂意與中國人交流，我也喜歡批評的聲音。語言學家們質疑我對中國象形文字的闡釋，與他們的辯論也讓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另外，香港大學的饒宗頤學術館也讓我印象深刻，我記得過去這個中心還是很小的，現在已經發展得這麼好。我很驚訝香港能夠為饒宗頤設立一個如此了不起的圖書館。在法國，我們從來沒有為了與饒宗頤同樣重要的知識分子或藝術家成立類似的機構，可見中國人對文化的尊敬。

香港的確是以經濟為重心的城市，但卻仍然保有文化的空間。我第一次到香港的時候，還是英國統治時期，全港只有一所英語大學。現在香港已經有九所大學，其中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系能夠與歐美頂級大學的文學系相媲美。

回顧過往七十年與遠東文化緊密接觸，我希望，中國可以保持並發揚和創新自身寶貴的文化傳統，為創造新的人文主義作出貢獻。一九二零年代到一九四零年代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是非常豐富的年代，他們都焦急地探尋著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包括魯迅、胡適、顧頡剛、郭沫若、梁漱溟等。現在中國已成功成為世界製造工廠，我希望，在像饒宗頤這樣的中國文化堅守者與西方學者的公開對話帶動下，中國也能成為傑出新觀念的匯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