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這次講座的主要內容分為五個部分，首先是關於嶺南文化和其現狀的思考，指出嶺南文化研究現狀的基本概況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基於此，提出「嶺南學」建構的基本理念和初步設想。再者就是着重關注嶺南學與嶺南文化視閾下的香港，並論及澳門、香港對於嶺南學建構和嶺南文化研究的獨特價值與貢獻。

首先，需要處理的是「何處是嶺南」的問題。作為地理空間的「嶺南」，是指中國大陸的最南端，即五嶺（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大庾，處於湘、贛、粵、桂等省區邊境）以南，南海之北；也被稱為「嶺表」、「嶺外」，或「嶺海」、「嶺嶠」。而作為文化空間而言，嶺南處於中國傳統文化版圖和格局的最邊緣，是中國精神文化空間的偏遠地帶，也處在傳統的政治、文化的邊緣，在許多時候不具備主流、核心的意義和價值，甚至是傳統文化視野中的「化外之地」。因此，當我們提到「嶺南」時，實際上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從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正統文化立場，對五嶺以南、偏遠甚至蠻荒之地的一種帶有價值判斷色彩的稱謂；另一則是嶺南人對自己所處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的一種由不情願到情願甚至自得自適的、帶有文化立場意味的表述。

對於嶺南文化的現狀，我有一些可能是印象式的觀察與思考。首先，要注重眼前經濟利益和長久文化價值的協調。一直以來，內地在這個方面很多地方尚有欠缺。在長期的經濟困窘狀態下，過多關注眼前，但長此以往可能就會影響甚至損害文化學術價值。不能一直提倡所謂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方式，經濟發展應當指向人，與人文研究取向一致。這就需要去關注文化內涵的深入探究與合理顯現。目前嶺南文化的保護方向過度偏向開發與利用，這是文化遺產的開發與保護之間的矛盾。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之間過於區分，專業人員和相關部門人員之間如何協調，以及相關部門人員的專業程度不高可能造成的效率低下，都是當下存在的問題。因而要求重視專業工作者、人文學術界與宣傳、思想、文化、文博等相關部門及其他管理者能夠發揮相應作用並協調合作。在此之外，還須意識到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對文化價值的認識和體悟也是對文化保護的重要一環。以上所提要求的其實是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文化與當下的時代風尚、社會風氣是密不可分的。

一個多世紀以來，嶺南文化研究從理論到實踐，從觀念到方法，從發表出版到傳播接受，從嶺南（粵港澳）到內地，從海內到海外，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研究水準和發展前景。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是純學術立場，即追求真理性的以學術為出發點的研究少，而從非學術立場出發的較多。其次是預設概念，尤其受非學術的觀點干擾太大。如「嶺南文化是否開放?」、「嶺南文化是否海洋性的?」、「嶺南文化是否重商?」之類，都不是真正的學術問題。若如此，研究的真理性，嶺南文化的共同價值建構的可能性都值得被懷疑。再者，對於現象和問題為中心的研究少。其他還表現為：描述性、評論性研究多，理論分析和概括提升少；經驗性、感悟式議論多，學科性、實證性少；應時、褒揚性多，恆久性、批判性研究少；借古人以自重、自我陶醉式研究多，前瞻性、預見性研究少；因襲性、重複性研究多，開拓、創新性研究少；單一性獨白研究多，比較聯繫、對話式研究少；運動式、過場式研究多，沉潛性、安靜性研究少；偏狹式、團夥式研究多，開闊性、超越性研究少；技術性、技巧性研究多，溫情性、思想性研究少；功利性、被動性研究多，超功利性、自足性研究少。面對這種情況，嶺南文化及其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應當冷靜考察既往學術史的經驗教訓，加強嶺南文化研究之內涵性、學理性、理論性、思想性、普適性的建設，提高嶺南文化研究的學術品味、理論色彩和思想價值，促進嶺南文化研究朝着更深入、開闊的方向發展，增強其國內國際傳播和影響力。

那麼如何突破現有的困境呢?結合歷代相關領域學者的研究經驗，我們希望能提出嶺南學的架構，並嘗試去闡述、理解和實現它。「嶺南」這一地理空間概念和精神文化空間概念，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演變才達到目前較穩定的狀態，是中華文化特別是地域文化長期發展過程中「他者」（中原）認同與「自我」（嶺南）認同相互影響、促進的結果。這一歷程與中華文化格局的變遷、自我認同的演進密切相關；也與嶺南文化、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處境、地位相關。梁啟超在1902年寫作〈中國地理大勢論〉，其中特別注重四川和廣東地區，認為「粵人者，中國民族中最有特性者也」，有特異的言語、風習等。文中提出對廣東人「有獨立之想，有進取之志」的褒揚，同時也指出有一些人不免有「媚外」之嫌疑。蘇曼殊在《嗚呼廣東人》中也曾論及廣東人「媚外」之性，甚至發出「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亡於廣東人手」的憤慨之語。當然，分開另說，則是表明嶺南文化的開放特徵。

嶺南學這一概念的基本背景應是從傳統的經史子集一直到所謂七科，即各種學科。近代以來，學術變化走向兩端，一為分門精細，一為學科綜合，而二者之間又可通融，如現代人文學術中有專家之學，也有專書之學，有以時為名之學，也有以地域、範圍、方法等為命名方法的。對於嶺南這片土地文人學術的關注其實也淵源已久，劉師培論南北學派之不同時就標舉過嶺南學派，並考其消長之代變；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中也專門論述過嶺南詩派，並考察其時地之因緣；包括陳寅恪、岑仲勉等學者都特標南學，以示重視。目前，就粵地文化而言，分門之學並不少見。如以族群命名之潮學、客家學等，也有以宗派名之者如羅浮道學、慧能禪學等，還有如黃學、白沙學等以人物命名的。稍近也有以各地文化命名的，如廣府學、潮汕學、客家學、港澳學等等，品類繁多，並且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我們希望能夠將嶺南文化研究置於人文學術領域的意義上，來給嶺南學找一個邊界。嶺南學的核心部分應該是嶺南從古到今的人文學術的部分，而其邊界是模糊的，可能關涉自然科學領域。今天我們倡導嶺南學的概念，希圖能藉着建立嶺南專學，使得中華文明研究與推廣更為昌盛。又因嶺南並非孤立的存在，而必然與他地產生種種聯結，則此概念的範圍以嶺南為核心的同時，也更寬廣，關涉到嶺南以外乃至於別國。研究方法則應當以實學為要務，兼得義理考據、經濟辭章之長，也可取古今通融、中西合璧之法，結合傳統與現代。在以嶺南學成立為目標的前提下，我們同樣珍視求索歷程中的思想足跡與認識變遷，希冀以開放兼容、靈活求變的態度煥發此中學術研究之生命力。

嶺南學的構建，一是要論述其必要性，其次是要論述其是否可能。2007年吳承學、翁筱曼發表的〈「嶺南學」芻議〉一文正式提出了嶺南學概念，並首次進行了該學科建構的理論探索，從此引起學界關注。而從學科意義上提出此概念，是將一般意義上的嶺南文化研究提升到學術層面的一種努力，是嶺南文化研究在經過了較長時間的學術積累、學術史反思之後進行新探索、尋求新發展的一種體現，有可能帶來嶺南文化與學術研究的顯著進步。可以說，嶺南學概念的提出是學術發展的一種必然，它反映了學術研究的一般規律和邏輯進程，反映了嶺南文化研究的學術進展與內在要求。此概念的提出與相關學科領域的發展趨勢相呼應，共同昭示着地域文化與學術研究的自覺，與當下的文化建設目標和發展方向相一致，具有廣泛的社會文化價值。實際上，在近現代學術史上多位嶺南籍人士與客居嶺南的非嶺南人士都曾對嶺南文化與學術的發展作出努力。嶺南文化中，為某一族群或地域冠以「文化」之名者層出不窮，而在近年的發展中，這些「文化」之稱逐漸轉稱為「學」，反映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學科化趨勢，而嶺南學的提出，同樣也反映了這種趨勢，而且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那麼，作為一種學術概念，如何將其合法化地提出呢?或許二十世紀50年代及其以前的學術傳統更值得關注借鑒，從先輩的研究歷程中我們可以總結：嶺南學研究應運用科學的理論和可靠的方法。理論上，主張以宏通的視野和博採眾長的氣度，根據具體的研究對象有效借鑒和運用科學的理論，建立牢固的學科理論基礎。結合中國傳統與西方的理論觀念，合理選擇、運用最有效的科學理論進行具體問題的實證性研究，最主要是建構出嶺南學基本的學術話語、範疇和概念。而在具體方法上，在繼承中國傳統的學術方法，如經史、輿地、方志、小學、文獻等研究方法，兼得義理、考據、經濟、辭章之所長的同時，也應運用外國近現代學術方法，如文化人類學、考古學、心理學、語言學、民俗學等。最理想的境界是能夠自如地綜合運用古今中外多種學術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最有效的研究考察，達到古今融通、中西合璧的境界，實現傳統方法與現代方法的結合。即嶺南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當具有開放兼容的特點和創新進取的機制，這是保持其學術生命力和學術價值的重要條件。

基於以上的論述，此處也傳達一些關於嶺南文化研究工作的新資訊。在我主編的《嶺南學》及「嶺南學叢書」、「嶺南文獻叢書」系列之外，還有由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華南師範大學嶺南文化研究中心、廣東人民出版社組織編纂與出版的《嶺南文化辭典》於2024年付梓出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主辦的《嶺南文史》雜誌也改版升級，逐漸轉向學術期刊內容，由華南師範大學嶺南文化研究中心團隊參與編輯審稿工作。

嶺南學學科體系的規範、內核、學術話語等需要進行梳理、構建。嶺南學當為人文學（即文學、史學、哲學）之一部分，兼及戲劇、音樂、美術等人文科學領域，並可能關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之部分內容。或可說，嶺南學當是以人文學為主體與核心，涉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之一種地域性專門之學。就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和知識譜系而言，經學當為嶺南學之核心內容，嶺南學術思想史當是構成嶺南學的主要歷史脈絡。就現代學術而言，經典人文學當為嶺南學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哲學、史學、文學、戲劇戲曲學、音樂學、美術學、藝術學等學科領域。同時，由於區域性、時代性等因素，特別是嶺南文化內部結構、民系（族群）構成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嶺南學內部仍有再具體化、專門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廣府學、潮（汕）學、客家學、廣州學、深圳學等，均有提倡和探索者。

因此，在此可以提出對於嶺南學學科體系建構的初步設想。從模擬性知識譜系建構和學術話語表達的角度來看，嶺南學應該包括如下一些學科領域：嶺南人文生態學（人文地理、人文氣候）、嶺南人文建築學、嶺南哲學、嶺南文獻學、嶺南語言學（小學、音韻、文學、訓詁、方言學）、嶺南文學、嶺南戲曲曲藝學、嶺南音樂舞蹈學（廣東音樂）、嶺南書畫學（嶺南畫派）、嶺南人文教育學、嶺南民俗學、嶺南物質遺產學、嶺南非物質遺產學、嶺南人文旅遊學、嶺南人文飲食學。上述學科領域大致可以構成嶺南學的基本結構框架和總體格局。總體上而言，應呈現為邊界模糊、核心清晰的特點，各種學科領域、專門知識共生互補，構成了嶺南學的基本知識譜系和總體布局。

而香港，作為嶺南地區乃至中國對外貿易往來最重要的港口，是中國與世界聯繫溝通的紐帶，其學術、教育、文化的標準性、規範性、國際性、普世性價值對於中國的學術、教育、文化都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為國際對話交流、取得國際認同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和更大的可能性。尤其是香港的大學制度、學術制度及其規範程度、標準化程度、國際化程度都領先於內地許多地區。因此，香港及與其具有相似地位的澳門對於嶺南學的建構和嶺南文化研究都具有獨特的價值與貢獻。兩地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形態、學術環境、士人心態造就了其作為學術口岸、文化橋樑的獨特價值和特殊地位。在每個學術、歷史、文化的轉折點、關鍵期和鉅變期，香港、澳門的地位就得以充分彰顯。隨着中國與世界格局、關係的變化，港澳作為學術和文化口岸的功能、形態、作用、地位、影響等必然發生深刻的變化，但其獨特的地位和價值並不會也不應該因此被削弱乃至消失。港澳兩地也期許在嶺南學建構中，嶺南、中國文化能走向世界，同時也期待世界來了解嶺南、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