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北山堂基金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藝術系啟動了「《北山汲古——中國璽印》研究及圖錄出版計劃」，計劃在北山堂捐贈予中大文物館的中國璽印中甄選部分藏品，進行系統研究，在此基礎上編寫圖錄《北山汲古——中國璽印》，並圍繞這些藏品舉辦一次印章展覽。筆者有幸獲邀參加這項研究計劃，於2021和2023年兩次赴港開展研究工作，對北山堂捐贈的璽印進行了整體調查，制定了研究計劃，甄選出約四百件璽印，對其形制、文字以及與之相關的歷史、藝術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確定了《北山汲古——中國璽印》的整體結構與體例，並製作了印章的鈐本和仿封泥等。其中涉及文人篆刻的內容則主要由中大藝術系助理教授陶淑慧女士負責。本文擬簡單介紹《北山汲古——中國璽印》一書的編寫情況，希望使讀者更清楚地了解這個研究項目和我們所做的工作。

早在1971年中大文物館成立之初，北山堂即向文物館捐贈了一批璽印。文物館創館館長屈志仁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序言中對這批璽印的入藏情況作了介紹：「本館所藏古鉨印二百餘方，絕大部份是一九七一年開館時利氏北山堂所贈，……這批鉨印的主要收集者是香港胡少雲先生，胡氏收藏的基礎是清末端方（匋齋）舊藏的一部份，其後歸北山堂，歷年且有增益，一九七一年入文物館時共有二百六十五方，其中四十餘方見於《匋齋藏印》，入館後再增數方，成現時之數。」¹ 從文物館的藏品目錄來看，後續增加的璽印有7件。雖然這批北山堂捐贈的璽印館藏號均以「1973」開頭，但從這段文字可知其入藏時間並不完全一致，其中265件實際上在1971年已經入藏，是文物館最早的藏品之一。1982至2001年間，北山堂又先後十八次向文物館捐贈璽印，使北山堂捐贈的璽印總數達到1,783件（包括4件封泥）。此外，北山堂基金創辦人利榮森先生還曾以其他方式向文物館捐贈過一些重要的印章藏品，其中包括晚清篆刻巨擘黃士陵（字牧甫）為廣東著名學者梁鼎芬所刻的8枚印章。

屈志仁教授回憶當初為文物館的研究藏品制定收藏方針，認為應該收藏國際大型博物館沒有能力鑒定、偏門且有研究價值的藏品，因而提出兩個收藏主題，即碑帖及璽印。² 經過五十餘年的不斷努力和積累，如今中大文物館已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璽印收藏，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還是在品類的齊全程度上看，在全國大學博物館中已是獨佔鰲頭。而這些璽印藏品絕大部分是由北山堂捐贈，由此可見北山堂存古、傳古以及弘揚中國藝術與文化的熱忱。

二、藏品的甄選與鑒別

從考古資料來看，中國璽印的起源不晚於商代。作為一種存續三千餘載、至今仍在實用和藝術兩個領域擁有強大生命力的器物品類，璽印一直受到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深刻影響。探究璽印的形制、內容、文字形體等外在形式，不僅可以了解璽印本體的歷史發展軌跡，還可以成為觀照中國社會制度沿革、經濟盛衰、文化變遷以及審美風尚嬗變的一個獨特視角。同時，中國璽印還衍生出文人篆刻這種東方獨有的藝術形式。篆刻不僅有豐富的藝術內涵，其內容又常常與創作者、使用者的個人際遇、審美趣味、志向抱負緊密相連，使之成為一種獨特的自述式史料。總之，璽印雖小，卻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與藝術價值，正可謂「芥子納須彌」。此次藏品的甄選正是以學術性和藝術性為主要的考量標準，同時也兼顧了部分新材料的公佈。

北山堂捐贈的璽印中有不少是相當珍貴的學術與藝術資料。例如文物館藏秦「襄陰丞印」（圖1），印台上有「四卯」二字陰文刻款；珍秦齋舊藏「喪尉」印印台上有「寺工」二字陽文鑄款；³「郝氏」印印台四邊有「毋思忿，深冥欲」六字錯銀款識。⁴ 三印均為秦印，其款識為中原印系中最早，而陰文刻款則僅見於「襄陰丞印」。又如「王常之印信」（圖2），龜鈕背部有錯金紋飾，印台前、後兩面分別有「長貴富」、「日有喜」六字錯金款識，是目前所見兩漢時期（包括新莽）唯一的錯金邊款印章。在北山堂向文物館捐贈的封泥中，新莽時的「雝州牧印章」封泥（圖3）是此前未見的孤品。文物館藏戰國巴蜀符號印（圖4），印面有建築物、旗幟、蛙形和幾何圖形等符號，印鈕為虎鈕，造型飽滿、生動有力，虎身紋飾流暢、細膩，是巴蜀印中罕見之精品。玉兔搗藥與西王母圖像印（圖5）可以和漢畫像石中的同類題材並觀。「朱徹」瑪瑙印（圖6）印文線條流暢、布白停勻，整體風格雍容自然，印身晶瑩、溫潤，洵為漢印之精品。

雖然文人篆刻並非北山堂的購藏重點，然亦不乏精彩可觀者。這一點可以黃士陵為梁鼎芬所刻印章為例。「鼎芬印信」（圖7）是黃士陵1885年所刻，用披削淺刻的刀法追求筆墨意趣，受清代著名篆刻家吳讓之影響甚深；1891年所刻「鼎芬學書」（館藏號1980.0059.7）以及1898年所刻「梁鼎芬」（圖8）二印，則更多受到漢印和漢代金文的影響，刀法也改為薄刃豎刻，黃氏的個人風格漸漸成熟；「梁伯烈」（館藏號1980.0059.5）一印邊款雖未署年份，但稱梁鼎芬為「山長」，創作時間必在梁氏1891年辭官歸粵後，風格亦同於文物館所藏「梁鼎芬」印；「鼎芬」（館藏號1980.0059.8）一印從風格和刀法來看也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這些印章清晰地勾勒出黃氏印風的嬗變軌跡，既是珍貴的篆刻藝術品，也是十分重要的藝術史資料。「鼎芬印信」是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獲罪辭官歸粵時黃士陵為送行而作，更有其歷史意涵。此外又有鄭春霆的一組26枚欖核印，頗具嶺南特色；還有陳巨來、方介堪、馮康侯、馬國權等當代篆刻名家為北山堂及利榮森先生刻製的印章，從中可見北山堂與印人之間的往來。

此次甄選的藏品大致反映了中國璽印的各種門類及其發展過程。就時代而言，這些璽印從先秦古璽到當代文人篆刻作品，基本上貫穿了中國印章的整個發展歷程；就形制而言，鼻鈕、瓦鈕、覆斗鈕、辟邪鈕、人物鈕、龜鈕和其他動物鈕、穿帶鈕、子母印、多面印等均有呈現；就材質和製作工藝而言，銀、銅、鐵、玉、瑪瑙、綠松石、骨、木、石等不同材質的印章以及使用鎏金、錯金等工藝的印章均有選入；就內容而言，除了官印、私印、成語印、圖像印、文人篆刻作品以外，還有涉及道教、佛教、景教等宗教的印章；就文字而言，除了漢字印以外，還有使用契丹文、西夏文、八思巴文等少數民族文字的印章。

在甄選藏品的過程中，我們也對藏品的真偽進行了鑒別，剔除了部分偽作。例如文物館藏「船里」印（圖9），曾著錄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中國歷代璽印藝術》，均以為秦官印。⁵ 實際上此印刻劃粗糙，文字、鈕式均不能與秦印相合。秦文字「船」字寫作、、等形，右旁無一例外寫作「公」形，「公」形下半部分是一個封口的構件，印文中「船」字的寫法顯然與秦文字不同。又如「偏將軍印」封泥也是贋品（圖10）。其印文章法具有魏晉時期的部分特點，但從印章制度來看，當時的偏將軍印應該稱「偏將軍印章」；從文字來看，印文混雜了漢代和東晉時期的寫法；從形制來看，泥背繩紋與古代封緘時應有的形態也不相符。

印章著錄主要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僅收錄鈐本。「鈐本」又稱打本或印花，是指印章蘸上印泥後按抑在紙上所得的印記。古人研究璽印尤重其文字，又缺少攝影技術以記錄圖像，故多用僅收錄鈐本的方法著錄璽印，如著名的《十鐘山房印舉》、《匋齋藏印》等。如今攝影技術雖已不成問題，但璽印實物往往不易得，或在流傳過程中實物散佚而僅餘鈐本，因而這種著錄方式仍有其實用價值。第二種是兼收鈐本與圖像（包括印身和印面圖像）。在攝影技術普及以前，已經有一部分璽印著錄通過繪圖的方式呈現璽印的形制，如《意園古今官印勼》、《善齋璽印錄》等。當然，璽印大都細小，著錄涉及的璽印數量又往往龐大，要一一繪圖是十分困難的。不過，印章中印台、印鈕的形態又每每呈現出時代、地域的特徵，更是印章辨偽的重要依據，只錄文字而不及形體，顯然會丟失一些重要的研究信息。因此，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現在的印章著錄往往會採用第二種形式，而且對圖片質量的要求愈來愈高。此前文物館出版的璽印著錄大都附有印身和印面的黑白照片，只有《中國歷代璽印藝術》配有彩圖。這次為了配合《北山汲古——中國璽印》的編寫工作，文物館重新拍攝了璽印的高清彩圖，以期呈現出更清晰、準確、完整的圖像信息。

鈐本的製作是印章著錄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王獻唐先生在〈鈐拓與印泥〉中說：

此正言鈐本製作之難。即便是同一件璽印，不同時期的鈐本也常常會呈現出不同的細節特徵。璽印的保存狀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因此從理論上說，時代較早的鈐本應該更能反映璽印的本來面目。正如碑刻較早的拓本往往因為多一字、一畫而倍加珍貴。不過，由於鈐印者的主觀認識、施朱濃淡、用力輕重、墊子的厚薄軟硬以及印泥、用紙甚至氣候溫濕差異等因素都會影響鈐本的效果，所以鈐本優劣又不能一概以時代論。下面將文物館藏戰國三晉系「石迲疾」印（館藏號1973.1116）的幾種鈐本揭出（圖11A–C），以資比較：

圖11A是晚清鈐本，B是1980年發表的鈐本，製作時間應該略早，C是此次整理所做的鈐本。在鈐本A中「石」字橫、豎兩筆都是完整的，而在鈐本B中這兩筆已有殘損。在鈐本B、C中「疾」字「疒」旁長豎偏下位置的右側有一個明顯的疙瘩，鈐本A則不明顯，表明這一豎筆在入藏文物館時已經殘損了一半的寬度。不過，「迲」字的「止」旁與「石」字相接的斜筆在鈐本B、C中是完整的，在時代更早的鈐本A中反而有缺損，左邊的邊框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這是由鈐抑等其他因素造成的。從印面來看，印文殘損的部分還有「石」字橫筆上方的飾筆和「疾」字「矢」旁下方的兩斜筆。「石」字的飾筆因殘損而低於印面，清代以來的鈐本均未能反映。在此次製作的鈐本中我們盡力呈現出了這一筆畫。而「疾」字「矢」旁的斜筆由於殘損嚴重，已無法鈐出。

鈐本有時候也會對印文的考釋造成影響。如「莊絡私印」（館藏號1992.0086），曾著錄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中國歷代璽印藝術》，次字在兩種書中均釋為「」。⁷ 已有學者指出這個字應釋為「絡」。⁸ 下面將之前兩種著錄中的鈐本和此次所做的鈐本一併揭出（圖12A–C），以資比較：

圖12A、B兩種鈐本施朱較薄，印面剝蝕對鈐本影響較大，整理者又未核對實物，因而把「口」旁誤認作了「日」旁。近年來，璽印著錄往往在鈐本和印章影像以外再增加仿封泥（也有人稱之為「泥模」）圖片。從本質上說，仿封泥也是一種鈐本，只是鈐蓋在泥膠上，與一般鈐本按抑在紙上不同而已，故可稱之為「封泥鈐本」。此次整理我們也為南北朝以前的印章製作了封泥鈐本。封泥鈐本可以重現古代印章的呈現方式。在封泥時代（主要指先秦至南北朝時期），印章極少用於鈐朱，最常見的印章施用形態是封泥，陽文印章在封泥上呈現出陰文印跡，陰文印章則呈現出陽文印跡。此外，有的璽印圖像紋飾深入印腔，有的印文因殘缺而深淺不一，這些情況都會使得紙鈐本難以完整呈現印章上的文字和圖像，而封泥鈐本則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如文物館藏珥蛇神人圖像印（圖13），人像上的紋飾只有在封泥鈐本中才得以完整呈現。

四、釋文與說明的撰寫

《北山汲古——中國璽印》的文字說明主要涵蓋印章的時代、材質、尺寸、重量、著錄和館藏號等基本信息以及釋文與考釋。

關於北山堂捐贈的這些印章的時代，王人聰先生做了很好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此次整理除了對未經發表的新材料的時代進行研究以外，也根據近年來學術界的新認識對原來的一些斷代意見作了調整。例如上文提到的蛇鈕「襄陰丞印」，以往多定為西漢早期，今據其鈕制改入秦；又如「別部司馬」印（館藏號1987.0064），《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定其時代為東漢，⁹ 今據其文字與鈕式改入西晉。

此次整理我們重新測量了印章的大小（長、寬、通高），糾正了原著錄中的一些錯誤。例如東漢早期的「輕車令印」（館藏號1990.0046），根據原著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的記錄，該印長、寬均為2.1厘米，通高為1.4厘米，¹⁰ 印章的尺寸與其時代相扞格。此次重測，長、寬、通高分別改為2.45、2.39和2.25厘米。又如西漢中期的「騎司馬印」（館藏號1990.0044），根據原著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的記錄，該印印面長、寬均為2.1厘米。¹¹ 天津博物館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各藏有一件「騎司馬印」，時代分屬西漢早期和西漢晚期，前者印面長、寬均為2.1厘米，後者印面長2.35厘米、寬2.4厘米。在三件「騎司馬印」裏，文物館所藏的一件時代居中，按照漢印形制的發展規律，其印面尺寸也應介於另外兩件之間。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公佈的尺寸卻與天津博物館所藏者相同，顯然是不合理的。此次經過重新量度，印章的長、寬應更正為2.25和2.26厘米。日本匋鉨室也藏有一件「騎司馬印」。該印印文的字形、風格與文物館所藏者基本相同，應是同時之物。按照《匋鉨室藏古璽印選》公佈的數據，其印面的長和寬分別為2.21、2.18厘米，與我們量度的結果比較接近，可以作為參照。¹²

在釋文上，我們吸收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並參以己見。例如原著錄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三》265號的穿帶兩面印（圖14），原釋文作「尹□委」、「臣□委」。¹³ 近年已有學者改釋為「尹牽女」、「臣牽女」，並指出漢印中還有「梁牽男」，取名用意與「牽女」相類。¹⁴「牽」字的這種寫法也見於秦文字，在更早的春秋時期晉國的侯馬盟書中也能找到類似的寫法，可見其淵源有自。又如原著錄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110號的戰國三晉系古璽（圖15），原釋文作「司馬止」。¹⁵ 筆者曾經指出，末字當改釋為「甲」，並以1986年河北柏鄉縣東小京戰國墓出土的象牙干支籌、天星觀楚簡、望山墓簡、包山楚簡、九店楚簡、秦家嘴楚簡等資料為證。¹⁶ 再如原著錄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74號的戰國楚系古璽（圖16），原釋文作「舊□」。¹⁷ 劉釗先生改釋首字為「屈」，¹⁸ 正確可從。次字因鏽蝕比較嚴重，僅憑鈐本難以釋出。此次整理時筆者仔細觀察了原印，該字當釋為「」。「」字也見於包山楚簡。

五、研究方法與視角的拓展

中大文物館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時曾與物理系合作，用中子活化分析法對藏品的成份進行了檢測，並將檢測方法和結果附於書後。這是很重要的嘗試，但學術界尚未對這些數據加以分析、利用。在這次整理工作之初，筆者提出要跟進上一次的研究成果，利用現有的科技重新檢測璽印成份，並嘗試總結其中的規律，探索利用科學手段對璽印進行斷代和辨偽的可行性。相較於上次檢測，此次檢測選取的璽印數量更多、品類更豐富、時代跨度更大，所得的數據與結論也必然更具代表性。在文物館、北山堂、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支持與幫助下，我們使用便攜式X射線熒光光譜儀（p-XRF）對璽印成份進行了無損檢測。康文署利用主成份分析（PCA）和t–隨機鄰域嵌入法（t–SNE）等化學計量工具，按照筆者提供的璽印分類，對璽印的成份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璽印材質的構成不僅具有比較明顯的時代性，而且在時代相近的官、私印章中也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個結論是十分重要且具有啟發性的，不僅讓我們更清楚古代璽印的製作工藝和相關制度，而且為日後璽印的辨偽和斷代工作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科學方法。我們將會在《北山汲古——中國璽印》中發表完整的檢測數據以及由康文署撰寫的分析報告，供學術界參考。

此外，筆者還提出嘗試利用X射線透視的無損方法來協助看清璽印上被銅鏽遮蓋的文字。在文物館姚進莊館長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展開合作研究，利用X射線CT掃描對原著錄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2號的戰國齊系官璽（圖17）進行了分層透視，確定了被銅鏽遮蓋的印文首字應該是「」字。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批准號：20BYY182）成果。

注釋
¹ 屈志仁：〈序〉，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0），無頁碼。
² 黎志添訪問，徐艷蓮筆錄：〈屈志仁教授訪談〉，《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2015年第3期，頁3。
³ 孫慰祖：《歷代璽印斷代標準品圖鑒》（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2010），頁23。
⁴ 董珊：〈秦郝氏印箴言款考釋——《易．損》「懲忿窒欲」新證〉，《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3期，頁87–88。
⁵ 王人聰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9），頁13、144；浙江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中國歷代璽印藝術》（杭州：浙江省博物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頁69。
⁶ 王獻唐：〈鈐拓與印泥〉，載《五鐙精舍印話》（濟南：齊魯書社，1985），頁83–84。
⁷ 王人聰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頁105；浙江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中國歷代璽印藝術》，頁92。
⁸ 趙平安、李婧、石小力編纂：《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1143。
⁹ 王人聰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頁151。
¹⁰ 同上注，頁152。
¹¹ 同上注，頁150。
¹² 尾崎蒼石、和田廣幸編著：《匋鉨室藏古璽印選》（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頁34。
¹³ 王人聰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三》（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頁145。
¹⁴ 石繼承：《漢印文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247。
¹⁵ 王人聰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6），頁71。
¹⁶ 田煒：〈古璽字詞叢考（十則）〉，載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387–388；田煒：《古璽探研》（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222–225。
¹⁷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頁74。
¹⁸ 劉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釋文訂補〉，載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字》，新廿四期（台北：藝文印書館，1998），頁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