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正博士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普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分別獲得物理學學士及物理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任職講師，一九七七年升任高級講師。一九八零年出任大學秘書長，至一九八六年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博士為一位傑出學者和大學行政人員，於香港中文大學服務近達五十年，現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聯合書院資深導師，及物理系榮譽教授。陳博士於二零零四年獲頒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竺可楨講席教授。

我在1966年完成學業，回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至今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其間香港起了翻天覆地變化，中大茁壯成長，我自己為學做事，也經歷了好幾次轉變。回顧這段漫長光陰，正好分成三段，每段十四年。

第一個「十四年」是從1966到1980年，那時我初出茅廬，在物理系教書、做研究，還參加一些大學事務，工作繁忙而愉快，除了對學生作些一般性演講，和為報章、雜誌寫點小文章以外，並沒有機會跟文科打交道。可是，從中學開始，我就已經對這方面懷有興趣，本科階段修課很自由，我花了大約三分之一時間在文史哲課程上。所以，在物理系的十四年間我心底裡一直醞釀著某些模糊的想法。在五、六十年代，學科之間隔閡很深，科學教育所注重的，只限於科學本身，它的社會效果、對人類整體的影響等等絕少被提及──在我大學畢業那年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出版，它被視為另類通俗讀物；十年後，E. F. Schumacher的《小更美麗》成為時興，但僅此而已。至於科學發展的歷史，或者它的哲學、宗教背景，對一般科學工作者來說，更是空白一片，我也不例外，最多只多了一點好奇吧。從1980年開始，我轉到秘書處工作，前後一共六年。在我的學術生涯中，這是個重要的轉折期（interregnum），它讓我停下來，重新思考未來生活和工作方向，也讓我有機會寫一些當眾宣讀的文章，最後為我帶來進入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的機緣。

就這樣，開始了我的第二個「十四年，即1986-2000年。在當時，中國文化研究所是個不大為人注意，也沒有多少活動的冷門單位，只有它屬下的文物館不時舉辦展覽，開幕儀式搞得很熱鬧，惹人注目。我到研究所之後，一方面支持原有工作，例如田野考古發掘和翻譯出版計劃，也推動新的發展，例如幫助創辦《中國語文通訊》，但真正下工夫的則是另外三項：和金耀基、金觀濤、劉青峰等三位合作，創辦《二十一世紀》雜誌，為全球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一個思想交流園地；創立「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它舉辦不少講座和研討會，也出版了多種頗有影響力的專書，包括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及和劉殿爵教授合作，建立中國傳世古籍資料庫，並且在這基礎上出版六十多種相關典籍的索引，這以後擴展到出土文獻資料庫的建立和出版，那是和饒宗頤教授合作的。這幾項工作能夠順利開展有幾個因素：一方面研究所本身就有一些資源，更重要的是我們得到校方，特別是高錕校長的支持。例如辦《二十一世紀》遭遇不少阻力，他能夠充分認同其理念是很難得的。此外，我們很幸運，碰上了八十年代末香港政府推行新政策，開始資助大學研究工作，否則像建立古籍資料庫那樣的工作是無從談起的。

此外，我也做些自己的研究。當時我對「現代化比較研究」深感興趣，它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非西方國家追求現代化，所得結果差異那麼大？西方學者曾經試圖用社會學觀點回答這問題，但不成功，其後蘇聯的鉅變更加證明其看法片面，所以我決定自己從頭再摸索。我最先探討的是土耳其，它長期和歐洲對抗，後來淪為「近東病夫」，最後在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領導下振作起來，逃脫被瓜分命運，所以他深受孫中山仰慕。土耳其和滿清治下的中國不一樣，它出現過多位大有為的集權君主，然而他們的改革最終都歸於失敗──因為伊斯蘭保守勢力太強大了，只有凱末爾看清形勢，以斷然手段剷除此障礙。俄國的情形更奇特，它的現代化在十八世紀之初起步，是擁有絕對權力的沙皇以堅決意志，自上而下銳意推動的，而且沒有受制於內部阻撓或者外力干預，這比中國在內憂外患夾縫中求改革是幸運太多了。但經過兩百年努力之後，俄國的現代化同樣失敗。為什麽？我的看法是，現代化歷程受不同類型因素影響，包括隨機性的（例如人物組合）和結構性的（例如社會和文化傳統），兩者互為交錯。Marc Raeff在《瞭解帝俄》這本書中認為，沙皇雖然具有堅決意志和強大操控力量，但不認識「現代」的根本意義，因此努力歸於徒然，那很有洞見。此外，為何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是先進強大的海上帝國，到十八世紀卻淪為英法爭奪霸權的附庸？在十九世紀初日本還是一個分裂的封建國家，為何能夠在三十年間躍居東亞霸主？這些都是我在九十年代花了相當精力思索的問題，但問題太大太複雜，沒有足夠功夫深入探索，能夠留下的除了文章之外，只有一套六種的翻譯叢書《現代化衝擊下的世界》（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它頗受注意，如今有兩種已經再版了。

這時我對科學史也開始發生興趣，經過很偶然。其初是為講課而涉足中國天文學史，從而接觸到中國第一本天文學典籍《周髀算經》，又因為參加國際漢學會議而寫了一篇研究此書的論文，由是連帶對中國數學發生興趣，一口氣寫了好幾篇這方面的文章。1997年底我在《二十一世紀》發表《為什麼現代科學出現於西方》一文，那就是日後出版《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這本專書的起點。

在世紀之交我滿六十歲，應該考慮退休了。其時研究所慶祝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活動結束未久，我撰寫和編輯了一本《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1949-1997》作為紀念，它剛好在2000年出版，這就成為我第二個「十四年」結束的標誌。

在中大服務三十六年之後，我在2002年退休，不再負責研究所的事情，可以用全部時間做學術研究了，至此方才領略到「如釋重負」和「海闊天空」的滋味。那年我出版論文集《站在美妙新世紀的門檻上》，又應湯一介教授之邀，到北大去作「蔡元培講座」和「湯用彤講座」，內容以過去批判科學哲學潮流和時下自由平等觀念的論點為主，後來由北大出版社結集出版。翌年我應陳少明兄之邀，到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做了好幾個有關科學與其他學科之間關係的演講，其後也整理成多篇文章發表。但學術上對我影響最大的，則是2004年受劉鈍兄之邀，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擔任「竺可楨自然科學史講席」，主要是作公開演講，和教授研究生課程。為此我準備了大約十萬字講稿，那基本上是一部雛形的西方科學史，包括其背後的宗教、學術和歷史背景。三聯書店的編輯張艷華女士也來聽講，課程結束後她邀我將講稿整理出版，我很爽快地答應了，約定一年後交稿。這自然是太天真了，因為那講稿只不過是個提綱，要寫成有分量的專著還需要對細節作深入分析和討論。結果我用了足足四年功夫，才把所能夠找到的資料都弄清楚和整合起來，《繼承與叛逆》這本書才終於得以在2009年面世。在西方，科學發展有兩千多年歷史，科學史本身出現也有將近一個世紀，所以我工作的絕大部分是吸收和整理前人成果，然後寫成完整、有系統的歷史，說不上多少原創性發現。但我強調一點，即古希臘《幾何原本》的出現代表一個突破，也就是西方科學的第一次革命。換而言之，牛頓的古典力學並非西方科學革命的第一次：它已經是第二次了！這以前不是沒有人知道，但沒有人明確地講出來。古希臘科學革命是怎樣產生的呢？它和畢達哥拉斯神秘教派對於宇宙奧秘的追求，特別是對「數」的崇拜，有極為密切關係。所以，很奇妙和吊詭，西方科學的根源是從宗教那裡來的：在古代，也只有宗教和它的「永生期盼」才具有偌大魔力，可以吸引、推動當時的一流人才獻身於沒有應用價值的抽象觀念和理論。事實上，基督教關於靈魂不滅，人可以獲得永生等觀念在希伯來一神教裏面本來也不存在，它的起源也很可能和畢達哥拉斯教派有關。

我為什麽會要追尋西方科學的起源？這主要是由《周髀算經》觸動的，它和《九章算術》並稱中國古代數學兩大寶典，但就思想深刻和論證精密而言，它們不可能和同時代甚至更早的《幾何原本》相提並論。往上追溯《原本》的淵源，我們就發覺有兩條不同線索。首先是古巴比倫數學，它出現於公元前1900-1600年，即夏商之際，但在某些方面已經遠遠超越《九章》──例如它已經能夠系統地解二次方程。另外一條線索就是畢達哥拉斯。他所創立的神秘教派同整個西方學術傳統，包括柏拉圖和他的學園（Academy），都有密切關係。例如《對話錄．國家篇》說，治理國家的人應當受音樂、天文、算術、幾何等通稱為「四藝」的理性思考訓練，那就是繼承了畢氏教派的觀點。在中國，這樣的思想恐怕難以立足，更不要說發揚光大了。但在西方，畢達哥拉斯成為了智慧源泉的象徵，影響歷久不衰，直到十七世紀的開普勒仍然醉心於此教派的某些奇特觀念。我花了很多精力研究畢達哥拉斯及其影響，最終就形成了上述「西方第一次科學革命」的觀點。當然，這也就是我質疑李約瑟的開始：他對中國古代科技（其實主要是技術）成就的過分推崇、讚嘆，對古希臘科學特別是數學的貶抑，以及對伊斯蘭和歐洲中古科學淵源的漠視，我認為是很不客觀的。國人往往為他的論調感到自豪，但這種盲目樂觀情緒對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並沒有幫助。

那麼，中國與西方的古代科學到底應該如何比較呢？事實上，我們古代基本上只有一本《周髀算經》是符合現代科學精神的：它提出了一個太陽運行的模型，用以解釋日出日落，夏日長冬日短等自然現象，再把它引申，用以解釋北極和赤道區域的寒暑晝夜。而這一切，都是從基本假設出發，然後用數學推理方式得出來。但這書有明顯缺陷，所以後來被否定了，連帶它的思維方式也被忽略、遺忘。當然，我們還有一本《墨子》，其中也包含一些科學觀測，例如關於透鏡的。我們的古代科學可以跟古希臘比較的就是這些了，其實是很貧乏的。更令人惋惜的是，即使這很少的一點，也沒有能夠在中國文化中生根發芽，不久就湮沒無聞，《周髀》如是，《墨子》也不例外。為什麼古代中國沒有使得思辨性、理論性科學成長的土壤呢？明顯的答案是，中國人太務實，因此對於沒有明顯實用價值的理論探究不感興趣，而古希臘人則喜愛思辯。但在這答案後面，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理由，因為大部份希臘人其實也同樣很務實，這從它的喜劇往往以哲學家為嘲謔對象便可知道。我的看法是：古希臘由幾百個分處不同地域的獨立城邦組成，所以它包含很多龐雜的異質（heterogeneous）成分，而並非一個同質（homogeneous）社會，因此主流以外的特殊思想、觀念能夠在其中找到生存空隙（niche），或者在環境劇烈變動的時候，轉移到其他生存空隙。中國則完全不一樣，它很早就形成大一統政治格局（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近乎同質的文化氛圍。這樣的社會不但不利於特殊思想、理念發展，而且秉持特殊理念的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很難找到安身立命的小空隙。我曾經寫過文章論證中國傳統數學發展的一個悖論：它在「盛世」（例如漢唐北宋）缺乏創新，但到了「衰世」（例如魏晉南北朝和宋元之際）反而爆發驚人力量。這其中關鍵就在於，衰世是國家分崩離析，正統文化理念衰落的時代，所以能夠刺激和容納特殊思想、觀念生長。

總體看來，中國古代科學的特點在於它的實用精神，這在中醫藥的強大生命力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但中醫不是推理科學，它沒有在自然現象中探求少數根本原理的觀念，而主要是經驗科學。它的「理論」基本上是將實踐中所累積的大量經驗加以現象性的歸納，而並不尋求形成邏輯體系。當然，對於人體這個高度複雜的機體來說，中醫的綜合判斷方式的確在某些方面具有優越性，因此它至今仍然沒有被現代醫學淘汰，仍然有生存乃至進一步發展的空間，這可以說是個奇跡。

談到科學史，它在西方已經有將近兩百年歷史，但成為大學學科，則只能從1920年代算起，還不足一個世紀。不過，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它的發展就非常蓬勃，有一日千里之勢了。至於在中國，它至今仍然處於起步階段：雖然研究數學史、天文學史的學者如李儼、錢寶琮出現於二三十年代，科學史則要到1980年代方才被納入大學課程，提供科學史課程和學位的大學至今仍然屈指可數。至於在本港，據我所知，從事科學史研究的學者更寥寥無幾。很不幸，看來這種低迷狀況是不容易在短期內改變的。

科學史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它和科學有關，更在於它和整個西方文明的根源血脈相連。因此，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與現代世界為何出現於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問題的兩面。自五四以來，中國人就渴望瞭解西方。但要真正瞭解西方，瞭解現代世界，就必須深入瞭解西方文明如何在歷史中形成，而不能夠僅僅著眼於它過去一兩百年間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我認為西方的科學史──當然還有宗教史、思想史，亟待國人悉心探究，原因就在於此。當然，說到底，這是極其長遠的事情，它不僅僅關乎一兩個人，一兩所大學，而是需要整個民族在觀念和思維方式上的轉變來完成的。現在我第三個「十四年」已經結束了，以後的道路仍然漫長，我只能夠希望，有心走此路的人會慢慢多起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