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志添教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神學院取得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目前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宋代道教黃籙齋儀、清代《道藏輯要》、廣東道教史、廣東廟宇碑刻、及香港正一及全真道教科儀。專著有《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2013）、《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2007）、《宗教研究與詮釋學》（2003 ）；合著有《香港道教》（2009）、《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2007）；編著有《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地方道教的變遷》（2014）、《宗教的衝突與和平》（2007）、《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2005）、《道教研究與中國宗教文化》（2003）、Interpretation of Hope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2002）、《道教與民間宗教》（1999 ）等。已發表道教學術研究論文數十多篇，刊載於多份國際著名中國研究期刊。

黎志添教授首先指出，地方廟宇在中國發揮的作用不容置疑，不僅豐富民眾宗教信仰，更與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密切相關。不同於西方概念所描述的神聖空間，中國的地方廟宇體現神聖與世俗的微妙結合。黎教授認為「在傳統中國地方社會的生活裡，地方官僚和士紳雖然一方面是以社學、書院和宗廟祠堂為其儒學教化的據點，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必然要廢除民間祠廟信仰──而是在與它們共生、共存和共享的實際處境之中，形成一幅豐富和多元的圖像，反映出由世俗與神聖的生活世界交差複合而形成的地方社會秩序、管理制度和公共生活」。

黎教授接著以編寫《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及籌備道教數位博物館所蒐集的材料介紹明清以來廣州廟宇的發展情況。黎教授在考察歷史悠久的廣州道教廟宇當中，常考察到廟宇中的碑刻，這些碑刻是研究廟宇歷史發展的重要資料。黎教授考察的範圍除廣州城內及城周邊地域之外，還包括南海西樵，花都，順德，東莞等地區村落的廟宇。考察發現了121座廣州府縣道教廟宇共存有282通碑刻文獻。這組282通從宋明而迄清末刻立的廟宇碑刻文，反映了廣州及其縣鄉的文化發展，其中有104通是通過實地調查、發掘出來的原碑，承載了廣州廟宇的豐富歷史。

黎教授指出，自身長時間從事道教研究，期間從道教研究轉入對地方廟宇的探究，主要緣起於對如何準確理解道教在一個區域的存在、發展和整體面貌這一問題的思考。黎教授認為「目前一些學者以全真教（龍門派）出家（住觀道士）的道觀為道教的代表，這是不準確和不適切的。因為著重出家道觀和出家道士的研究觀點，不能充分展示出道教信仰如何對民眾社會的生活和習俗發揮具滲透性和廣泛性的影響和功能」。另外的問題還包括：如何明白道教透過地方廟宇的廣泛存在，從而獲得其信仰在地方社會的有效傳播？地方廟宇與道教信仰之間存在什麼複雜的互動關係？黎教授提到一些學者在研究傳統中國鄉村宗族與祠廟組織的關係時，常將儒家正統文化發展與該地域中神祀廟宇對立起來，把民間廟宇看作異端的淫祠，這種正統和異端的二元論一直構成一些學者用以理解和分析明清時期在廣東華南地區各鄉村里社裡所出現的儒教化、宗族化和士紳化過程的基本觀點和研究進路。然而，黎教授指出，在對廣州廟宇的研究中發現，明代中葉時期已有一些官方士紳一直是站在支持「立廟祀神」的立場上，祀神與祀民並不是對立的。聖人願意立廟祀神，因為是為民立廟。神道設教對於民安、人和的理想目標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不應把宗祠與寺廟看作對立的，而是共同發揮民安的作用。

黎教授接著通過地圖展示廣州廟宇的區域分佈情況。中國官修地方志的廣州城圖的政治屬性仍是佔據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故城圖對城區中官衙及附屬機構標注最為詳盡，以滿足政治和軍事管理者的需求。至於對祠廟建築的標注，非常缺乏。若有，則偏重于官方祀典列入正祀的壇廟。但這一情況在道光年間有了變化。與明代和清初編修志書中的廣州城地圖的最大分別是，道光〈廣州省城全圖〉的製圖方法已經不再沿用對景法繪製，而是特別明確地繪製出城內和城郊的道路網線和街道名稱。清代道光十五年（1835）潘尚楫、鄧士憲等纂的《南海縣志》中的〈縣治附省全圖〉中對城內建築物的標注，除了有官衙和府學之外，還標示出在城內和城郊地區眾多的祠廟、道觀和佛寺。道光〈廣州省城全圖〉上可以直接找到顯示名稱的祠廟總計有36座之多。所標識的寺廟不僅包括官方認可的正祀祠廟，也包括不被官方認可的所謂淫祀寺廟。

黎教授介紹，除道光〈廣州省城全圖〉標注的36座廟宇之外，他通過查找其它縣志與史料，結果再檢出額外42座於道光年間存在於廣州城區的祠廟及其位置所在。即是說，道光年間廣州城區至少合共有78座祠廟。其中舊城內的祠廟數目佔了最多，有36％。西關區，佔32%；兩區合共佔68%。在清代，廣州舊城為官府重要機構所在，新城則是各地會館，銀號的集中地，因此舊城內的28座祠廟，大部分是官廟，這些廟宇中，供奉關帝的廟宇佔了很大部分，全廣州城區總計關帝廟11座，其中大部份就建在舊城內，有7座，加上其它合祀關帝的寺廟，舊城有11座祠廟是奉祀關帝，即是說舊城內約有40%的廟宇是建立在以關帝崇拜為中心的信仰傳統。黎教授指出，這種以舊城為中心區的關帝祠廟分佈面貌，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並且或可以依此來解答清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盛行關帝崇拜的原因。

另外，道光年間，廣州城區至少共有8座天后廟和7座北帝廟，二者合計起來的數量超越11座關帝廟，因此可說，清代廣州地區的崇祀天后和北帝是非常普遍的。但在此15座天后廟和北帝廟之中，卻只有1座北帝廟是位於舊城內大北門直街，這兩類專祀水〔海〕神的祠廟的分佈趨勢較集中在新城和下西關兩片在明清以來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經濟發展區。

在正祀之廟之外，道光年間在廣州城內及城郊地區卻建有很多其他奉祀不同神明的民間祠廟，據文獻資料記載，這些祠廟香火至旺，神誕報賽日，更是盛況熱鬧。對於廣東省城百姓尚多「淫祀野廟」，官修方志每多概括為「粵俗佞神」。但事實上，清代廣州城一直存在著這多麼的祠廟，民間祀神信仰盛行。黎教授認為官方正祀與民間神祠不必然經常處於截然兩立、衝突和排斥的狀態。而應該去了解在地方的具體神祀信仰中，民間廟宇的廣泛存在，實際承擔著重要的宗教文化社會角色。這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徵，但這一歷史記憶已被淡忘。黎教授在文獻考察過程中發現，民國12年，廣州市市長孫科為了籌備經費，推動廣州新城市的發展，曾發出通告將廣州631座寺廟進行拍賣，民國12年5月29至6月20日共11次廣州市廟宇拍賣，再次可見民國初年廣州廟宇的廣泛存在，並構成廣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民國30年，在廣州市內29個分區裡，存有至少64座傳統祠廟，大部分廟宇在短短十幾年間大量消失，可見中國現代性的急速和對傳統信仰帶來的巨大衝擊。

黎教授最後總結道，明清至十九世紀初地方廟宇成為廣州道教神明信仰傳播的主要力量。道教信仰靠賴地方廟宇更地方化、普及化及滲透化。因此，地方道教研究不能忽略地方廟宇的角色和功能。有些人類歷史學者把地方廟宇一概歸類為「民間廟宇」，以致忽略了它們與道教歷史和道教信仰在廣東傳播的密切連繫。實際上，廟宇神明信仰一直在明清以致近代在廣州地區普遍存在和得到廣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