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松輝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

林松輝教授出生於新加坡，大學負笈台灣，進入國立台灣大學攻讀中國文學系，並於英國劍橋大學的東方研究院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在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之前，他先後在里茲大學（Leeds）與埃克塞大學（Exeter）擔任教職長逾十年，期間創辦《華語電影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是唯一一本專研華語電影的英文學術期刊。林松輝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膠片同志：當代華語電影裡的男同性戀再現》（Celluloid Comrades: Representations of Male Homosex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s 2006）、《蔡明亮與緩慢電影》（Tsai Ming-liang and a Cinema of Slowness 2014），另有合編著作The Chinese Cinema Book (2011)及Remapping World Cinema: Identit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Film (2006)。林教授的研究與教學興趣涵蓋文化研究的多個層面，除了電影以外也包含性別研究、後殖民與離散研究，批評理論，以及時間、空間與身份等課題。他目前正在籌備他的第三本個人著作，主題與台灣新電影及軟實力相關。

台灣新電影與軟實力是林松輝教授目前正在撰寫的第三本研究專著的題目。林教授首先就軟實力這一概念進行說明。美國學者Joseph Nye在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指出，相較於威迫利誘的方式來使人屈服，軟實力採用軟化的方法達成目標，如通過國家文化，政治理念與政策感召人們認同該國的文化。軟實力與硬實力相對，硬實力指軍事及經濟實力。

林教授介紹，七十年代的台灣在外交關係上經歷重大挫折。台灣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美國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等，導致台灣在國際社會處於孤立位置。在缺乏軍事和經濟的強大支撐下，台灣影響國際社會的資本更多來自文化軟實力。因此，林教授認為台灣的軟實力有特別的研究價值，電影作為容易突破疆域限制而廣泛傳播的媒體，是研究台灣軟實力很好的切入點。林教授從三個面向探討台灣新電影與軟實力，即作者、跨國性以及歷史書寫。他主要關注以下幾個議題：台灣新電影對國際觀眾產生吸引力的原因；什麼因素促使國際觀眾對台灣新電影產生正面的接受；具體有哪些能動者，機構與機制促使跨文化電影的交流成為可能。研究的對象包括台灣新電影的導演與電影，以及台灣電影如何進入國外市場的過程，如文化翻譯的過程等。林教授指出，衡量一個國家電影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常常是電影產量及票房，但台灣電影卻屬於產量和票房不高，國際聲譽卻很高的奇特例子。從1989年開始，台灣每兩年便有一部電影在三大國際影展（坎城，柏林及威尼斯國際影展）中獲獎，這在兩岸三地甚至是國際上來看，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績。

林教授首先談到台灣新電影中的作者，即導演與台灣軟實力之間的關係。他以台灣著名導演侯孝賢、蔡明亮以及李安為例進行說明。侯孝賢導演在2003年執導的《咖啡時光》（Café Lumière）以及2007年執導的《紅氣球》都充分體現了台灣導演超越本土的軟實力。侯孝賢執導的電影常常被影評人拿來與已故日本知名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進行比較，因此在小津安二郎冥誕100週年時，小津安二郎電影的製片廠特地邀請侯孝賢導演在日本以日語拍攝一部電影向小津安二郎致敬，於是有了《咖啡時光》。可見侯孝賢導演在日本電影界的影響。《紅氣球》則是法國奧賽美術館為二十週年館慶邀請侯孝賢導演拍攝的一部法語片。本片是侯孝賢向法國導演艾爾伯特．拉摩裡斯（Albert Lamorisse）1956年的短片、在電影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紅氣球》（Le Ballon Rouge）的致敬之作。蔡明亮導演是另外一個例子。法國羅浮宮決定開始收藏電影作品，並通過委託導演拍片的方式來建立自己的收藏。羅浮宮從約兩百位導演的名單中選中蔡明亮導演為他們拍攝電影作為羅浮宮的收藏，蔡明亮於是在2009年執導拍攝了《臉》（Visage）這部作品。2014年蔡明亮在法國南部城市馬賽拍攝了電影《西遊》（Journey to the West），緣起是之前法國馬賽要舉辦一個國際影展，影展策展人非常欣賞蔡明亮，並邀請蔡明亮在影展上放映他的慢走長征系列電影的其中一部。蔡明亮接受了邀請，同時希望影展方資助他進行慢走長征系列電影下一部的拍攝，於是有了電影《西遊》的拍攝。李安導演更是明顯的例子。1992年的《推手》是李安的第一部電影，到2012年的《少年派》，二十年間他從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導演成為享譽國際的知名導演，具有重要的商業地位和票房保證。

另外，林教授提出，台灣電影的軟實力不僅體現在本土電影走向國際，同時也體現在台灣電影業對台灣新移民的包容上。以趙德胤導演為例，他出身於緬甸，自十六歲到臺灣唸書並移民。2014年趙德胤編劇並執導的台灣劇情片《冰毒》（Ice Poison）代表台灣角逐第87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從中可見台灣電影業積極吸納和包容移民進入本土電影體制，以移民導演執導的電影代表台灣到國際參展。

林教授接著以《光陰的故事：臺灣新電影》為例探討台灣新電影及歷史書寫的問題。《光陰的故事：臺灣新電影》是謝慶鈴導演2014年執導的紀錄片。謝慶鈴長期在歐洲居住，她曾是鹿特丹影展的策展人，具有豐富的國際影展經驗。《光陰的故事：臺灣新電影》記錄國外電影從業人員如導演，影展策展人及影評人如何看待台灣新電影。在此之前，台灣本土已有幾部關於台灣新電影的紀錄片，採訪的對象是本土的電影從業人員。正因為《光陰的故事：臺灣新電影》記錄的是國外電影從業人員對台灣電影的看法，這部紀錄片在台灣本土沒有受到關注，不少台灣人士認為這與台灣電影毫不相關。林教授通過《光陰的故事：臺灣新電影》探討紀錄片歷史書寫的持份者問題，到底誰有資格書寫台灣新電影的歷史？台灣新電影是一場發生在台灣本土的運動，還是其軟實力已經滲透國際，從而能影響國外電影從業人員？電影歷史書寫的持份者應該包括哪些人，如《光陰的故事：臺灣新電影》中記錄的艾未未等人對台灣新電影的評論意義何在？林教授指出，《光陰的故事：臺灣新電影》的受訪者可以分為三類。中國內地與香港的受訪者側重通過評論台灣新電影表達他們對內地或香港電影業的批評。內地影評人稱讚台灣新電影所呈現的人文精神；香港導演及影評人則非常欣賞台灣新電影從業人員之間的合作精神。第二類為東南亞新銳導演，他們談及如何受到台灣新電影的激勵，讓他們回到家鄉投身本土電影拍攝。第三類受訪者包括日本影評人，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新電影經常呈現日式的房子，或講述日據時代的台灣故事，這些故事所呈現的後殖民反思對日本影評人是一個衝擊。此外，林教授也談到文字與紀錄片在敘述電影史的區別。紀錄片有其本身的指涉性，電影畫面可以直接指涉現實空間，文字則是通過描述來實現這一功能。《光陰的故事：臺灣新電影》回到很多台灣新電影原有的場景現場進行訪談拍攝，或者插入台灣新電影的一些鏡頭再切入正式的訪談，利用電影的剪接達到獨特的敘述效果，這是電影這一媒介敘述台灣電影史的獨特之處。

林教授總結道，台灣新電影借助作者∕導演進入跨國空間，從而啟動關於歷史書寫的問題，台灣新電影中的作者，跨國性和歷史書寫三者相互關聯。其次，學術界討論跨國電影一般指兩個區域或國家合拍的電影，但林教授提出，台灣新電影本身便是一個跨國電影的現象；另外，林教授認為應該跳出以語言為中心的電影書寫的方式，如侯孝賢導演執導的影片便有日語片和法語片。台灣電影不應等同於中文拍攝的電影，應該脫離所謂的「華語語系」電影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