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馬悅然教授的訪談節錄：

─ 訪談節錄 ─

我1948年至1950年去中國四川做了兩年的方言調查，然後1950年7月到香港住了一段時間。那時我26歲，拜訪了建立新亞書院的錢穆先生。他當時已是非常知名的學者，還在校務繁忙中，抽出時間熱情地接待了我這個年輕的學人，我們曾經談及我的老師高本漢的漢學研究。跟中文大學開始有聯繫大概是在九十年代，擔任了《譯叢》訪問學人七個月，又為中文系和翻譯系做過幾次校外評審員。於中文系做過以辛棄疾詞格律為主題的演講，還有康有為《大同書》的演講，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1991年第3期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名字叫〈從《大同書》看中西烏托邦的差異〉。那時，我還在中文系跟莫言和韓少功第一次碰面。

1990年我退休後，就展開大量的翻譯工作。在九十年代把《西遊記》翻譯成瑞典文。《水滸傳》是我在七十年代就已經翻譯好的。翻譯《西遊記》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但翻譯《水滸傳》時因為我已經很早就讀了很多遍這本名著，對它的語言非常熟悉，所以只用了二十六週的時間就翻譯完了。我還翻譯了北島、顧城等朦朧派作家的詩歌，還有很多大陸作家比如山西作家李銳和曹乃謙的作品。我還翻譯了一些台灣的詩歌，跟奚密一起合編合譯了一本英文的《台灣詩選》，裡面收錄了五十位台灣詩人的作品，最重要的台灣詩人如洛夫、瘂弦、商禽、羅門、向陽等都包括在裡面了。我自己對楊牧的詩歌比較感興趣，所以幾年前我就把他的詩選翻譯成瑞典語。

我最近一年從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上古漢語的文本與當時口語的關係。胡適在他的《白話文學史》中談到文言文就是死了兩千年的語言，我同意他的觀點，漢朝之後的文言文跟當時的口語沒有一點關係。但是上古漢語有很多不同的類型，比如《孟子》的上古漢語，跟《左傳》、《荀子》、《莊子》、《墨子》的上古漢語文法區別很大。我認為《論語》、《孟子》、《左傳》、《墨子》中的上古漢語跟當時的口語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對此作了一些研究，我以《左傳》中的一段楚王在戰車上跟手下將軍的長對話為例，看到對話的生動性和戲劇性。我就把這整段話都用上古拼音寫出來，去查有多少同音詞。我發現有百分之三十都沒有同音詞，特別是很多最常用的字如「也」和「為」，還有百分之十五的字有一個同音詞，這兩個同音詞一般一個是不能被否定的名詞或代詞，一個是可以被否定的動詞或形容詞。我希望能繼續研究這個問題，以不同的文本比如《莊子》和《惠子》對比研究。瑞典早期的漢學家曾經認為上古漢語是死的，但我的導師高本漢和法國漢學家馬伯樂則反對這種觀點，馬伯樂認為《墨子》的語言接近當時的口語。

最近一個月，我發現了我之前沒有注意的一個人──周瘦鵑。我認為他在翻譯上的貢獻比林紓大得多。他可以把外國作品翻譯成四種不同的語言：上古漢語、文言文、早期的《水滸傳》式的白話文和當時的國語。他1915年就出版了《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選了四十八位歐美有名作家的作品，譯文非常漂亮，但他的貢獻沒有被充分認識到。他翻譯過兩位瑞典很好的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和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的作品。我先把他的譯文翻回瑞典文再去拿那兩個作品進行對比，發現他翻譯真的很漂亮。我寫了一篇相關的文章跟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分享。這就是我近期整理五四前後民國時期中國翻譯家翻譯西方文學的貢獻的一部分。我還查閱了《小說月刊》自創刊以後對北歐文學的介紹和翻譯，茅盾（沈雁冰）和他的弟弟沈澤民都參與其中，他那時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對一個十九世紀瑞典詩人的浪漫詩歌產生興趣並且將它翻譯成中文，那是很有意思的。除了他們之外，我還準備繼續研究其他曾把瑞典文學翻譯成中文的譯者，比如郭沫若和周作人。這些都證明了中國當時對歐洲特別是北歐文學的巨大興趣。很多記者曾經問我中國文學什麼時候能走上世界文學？我的觀點是《詩經》是一部有三千多年歷史的作品，可稱得上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詩選；公元六世紀初寫成的《文心雕龍》對文學genre（類型）的整理比同時期的歐洲進步很多；唐朝出現王維、李白、杜甫時，北歐還只有口語沒有語言，中國要比歐洲早兩千年就走上世界文學了。

現在翻譯對於文學的傳播是非常重要的。翻譯家最重要的責任有兩個：一個是對得起原作者，不能隨意增刪，另一個是對得起讀者。《水滸傳》中的詩寫的不好時就要嚴格按照不好的詩來翻譯，不能改成好的詩歌，所以我對「信達雅」中這個「雅」的標準態度是有所保留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翻譯。我翻譯李銳和曹乃謙小說中山西農民的話時，就不使用雅的語言。曹乃謙的小說用了很多很漂亮到位的罵人的髒話，我只好自己發明一些方法將它翻譯出來。中國很多翻譯家把外國作品譯成中文往往翻譯得很好，但把中國作品翻譯成外文時卻往往做的比較差。

我在歐洲漢學學會當主席兼總編輯的時候，邀請了一百位漢學家做了一本英文的1900-1949年的《中國文學手冊》，一共有四冊，四冊分別是一百部長篇小說，一百部短篇小說，一百部詩集還有一百部戲劇（集），目的就是不要讓歷史遺忘這些作家。現在一個中國出版社正在準備將這套書出版一個中文的版本。王德威看到這個書覺得非常有意義，復旦大學主辦的《文學》雜誌亦正在組織一批學者對這個書進行評論。

最後，因為我一直一個人工作，所以我認為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學者條件非常好。中大翻譯研究中心的《譯叢》和中文系對翻譯做出了巨大貢獻。我相信中文系以其規模和實力可能繼續做出重要的成果。比之「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我個人更傾向於使用「中文文學」，即所有用中文寫作的文學這個概念。我想中大應該多與世界上有名的漢學家、翻譯家合作，邀請他們來討論翻譯問題，這是很值得做的一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