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生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歷史系講座教授，同時擔任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人文學科研究所比較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專長及興趣包括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儒學與基督教、海外華人社會，以及上海、香港與新加坡的城巿文化。

以下是梁元生教授的訪談節錄：

─ 訪談節錄 ─

首先談談我跟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於1967年成立，現在這座建築於1970年正式建成。我從1968年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求學，可以說親眼目睹中國文化研究所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與它一起成長。那時我好幾位老師都是研究所的研究員，如中文科的周法高教授、李棪教授，歷史科的王德昭教授、牟潤孫教授、全漢昇教授、嚴耕望教授和陳荊和教授等，其中王德昭和陳荊和兩位教授是我直接的指導老師。1972年9月我進入研究院，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來研究所跟諸位老師上課和參與討論，如牟潤孫教授開的中國史學史，王德昭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當時文化研究所整體的研究方向也是以這些教授的研究計劃為基礎的，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從華北到華南，從歷史到地理的計劃都有。除了研究之外，當時中國文化研究所對於培養研究生和年輕的學術人員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貢獻。在1970年代初期和我一起在研究所出入的歷史學研究生有張德昌教授的學生後來去了美國繼續深造的李祖霖、專門研究唐代長安歷史的王長生、治明代經濟史的李龍華、唐代嶺南發展歷史的曾華滿，還有研究史學史的王霜媚等，除了歷史學的研究生，所內還有從事中文、古文字、文獻、敦煌學研究的一批青年學者。他們一起相互交流，共同展開學術的旅程。那時也有很多外來的訪問學者來所向王德昭、全漢昇等教授求教，後來他們回到國外取得了很大的學術成果。當時這些所內學者的研究經費，很多是從香港中文大學獲得資助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最初以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為重心，後來拓展到中國近現代文化和歷史。那批資深的教授和研究人員基本上是中大文科研究的主力。中國文化研究所後來取消了專職研究員的職位，也是因為秉持教與學應該緊密聯繫的理念。研究所這種將學術研究與學人培養結合起來的方法，是值得我們繼承的。

當時我們這批青年學者較為注重基本功訓練，在閱讀原始資料方面會比現在的研究生優勝。從進入中國文化研究所之後，我正式開始從事學術研究，在這裡正式開啟學術之門並堅定了自己終身治學的志願。碩士畢業之後，我選擇到美國繼續深造，1980年獲得博士學位。八十年代初我回來中大開會，開會報告的文章成為我第一篇發表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的文章。恩師王德昭教授一直關注我的發展，對學術領域內的最新研究方向和文獻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注，對我影響很深。1992年我回中大工作後，也經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同仁保持聯繫和交流，尤其是對宋淇先生建立的翻譯中心有著很大的興趣。

現在我從事的研究項目之一是家族史和企業家研究，希望編輯一系列香港商人的傳記。其中兩冊和中國文化研究所有密切的關係。一本是莫氏家族的傳記。莫氏家族在香港已有五代的歷史，家世顯赫，而且和中文大學淵源甚深; 另一本是關於利氏家族的，利家已有數本傳記。在此一系列中，我特別注重利家的兩位成員，即利榮森和利國偉。我希望這個家族史和傳記系列可以把香港、華南以及中國的近代歷史串連起來，所以把整個計劃定名為「商業，文化與社區」。

這幾年來我一直擔任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這個研究中心以推動中國近現代思想和文化的研究為其宗旨，目前有「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轉型」、「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等多項研究計劃。中心每兩個月出版《二十一世紀》這份刊物，作為學者發表論文和意見的平臺，跟海峽兩岸很多的學者建立起良好的關係和網絡。中心也出版了很多學術著作，其中有很大學術影響力的包括金觀濤和劉青峰的觀念史研究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卷，目前已經出版了七卷。高華那本著名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也是由中心出版的學術著作。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創立和運作讓中國文化研究所之前以傳統歷史、文化、古文字為主的研究增添了近現代的重要部分。「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收錄從1830年到1930年一百年以來關於中國近代思想變遷的最重要的文獻，包括專著、期刊和文章，成為培養這方面專業人才的一個重要的資源。目前我正在集合一些人力做校對和增補，從而優化這個檢索系統，現在我們正在計畫中國文化研究所下一步的前景，把研究以香港、華南為中心，貫穿整個東北亞和東南亞。目標如何落實和展開，我希望研究所各中心，乃至中文大學文學院及其他部門一起來共謀獻策，並參與這項巨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