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教授　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孫中山研究所所長

桑兵教授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1983年9月開始任教於中山大學歷史系，1992年晉升教授。1999年10月任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2005年1月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桑教授近期主要研究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清代以來的學術、大學與近代中國、近代中日關係史等。

桑兵教授首先指出，「大眾時代」指的是如今的媒體時代。「大眾時代」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是：媒體在不同的地方展現給不同的人的是同樣的東西，個性化在其中有相當程度的流失。在這樣一個時代，去做一個小眾的讀書人，讀一些小眾讀的書，有很大的困難。由於時間緊迫，今天的人不太讀書。現今讀書人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到碩士，大概都是讀教科書為主。事實上中國過去沒有教科書，到民國時，雖然已有一部分人教教科書，而另一部分人在教授中國歷史文化的時候，是真正教「書」的，譬如《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文心雕龍》等等。當然這需要相當的水準，且後來大都也使用教科書了。當今學人到了博士以後，雖然看書很多，但大部分也不是讀書，而是找資料，即先確定了一個題目，然後去找與這個題目相關的資料。可以說，如今很多教授亦是如此。因此，不讀書是當今一個普遍的現象。

桑兵教授接着回顧了中國歷史上的講學及讀書傳統。他指出，雖然中國文獻號稱世界之最，尤其是古代的文獻數量龐大，但實際上，宋代以前很少士人專門講讀書法。由於傳播媒介的限制，能夠讀到「書」的人其實很少，大部分需要靠講學。先秦的文獻字字珠璣，其語言是極度濃縮的，而濃縮之外的部分是靠講學傳授。唐以後隨著紙張和印刷的普及，宋儒開始講「讀書法」的問題越來越多。因為他們意識到，受到個人和時代的種種制約，後人讀出的意思和先賢的意思有很大的距離。當然講讀書法講得最多的是晚清以後──晚清有大量的西書流入，而後在教科書的影響下，中國的知識結構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轉變，即分科的問題，譬如傳統中國就沒有「文學」這一科目，近代以後中國有非常多的這一類困擾。總而言之，宋儒的講學之風很興盛，但宋儒的講學並非現在的講座，而是系統地講「書」或自己門派的學問。由於「空談誤國」造成明朝滅亡的想法，到了清代，清初的大儒都反對講學，只主張讀書。晚清以後，很多學者仍然反對講學，主張讀書。譬如章太炎早期講國學的時候，只講「經」、「子」，不講「史」，他認為「史」是靠讀的。

談到當今的情況，桑兵教授指出，現今的學習要靠多讀書，那就會遇到一個中國的書太多的問題。明代以前中國的文獻其實總共只有兩萬多種，但清代以後，數量大幅度擴張，整個清代出版的書大概有十到十二萬種，報紙和期刊有一千九百多種。民國雖然只有三十多年，但是民國出版的圖書有二十多萬種，報紙大概有四千種，期刊有四萬種，單單中國一千多個檔案館的聯合目錄所錄檔案就有一千二百萬卷。這麼多的書對於今天做學問的人來說，如何讀得完？現在的辦法是，「縮短戰線，分門別類」，但問題在於，今天的學術分科和古人的分類是不一樣的，讀者如何知道做什麼樣的學問需要看什麼樣的書？近代以來，目錄的分類和知識分類的關係問題，是現代中國做圖書館學的人很大的困惑。如果說「四部」只是圖書分類的話，傳統的學人就不可能通過目錄學來無師自通，找到學術的門徑。可見古代的圖書目錄還包含了讀書的門道。那這麼多的書怎麼樣才能讀得完呢？就要從目錄入手。古人的習慣是述而不作，所以產生大量原創性著作的情況是很少的，分別在先秦兩漢、唐宋之間和明清之際。即使是這三個時期，真正原創性的作品也不多，大部分是註疏和發揮。因此，從目錄入手，不需要太多時間就能將真正原創性的書讀完，其他的書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很快讀完。善於讀書的人──像陳寅恪先生──不到三十歲的時候，就「無書可讀」了。桑兵教授進一步指出，「讀完」是把基本的書讀完，而不是看完所有的文獻。

桑兵教授認為，過去讀書，還有一個讀不到的問題。但現在的人，足不出戶就可以坐擁書城，幾乎所有的書都能找到。儘管有極少部分書看不到，但如果把看得到的書的學問做完了，天下的學問大體都在那裡了。所以在很容易接觸到書的情況下，現代人就省去了奔波尋書的煩惱。

桑兵教授接着談到如何讀得懂書的問題，他指出，現代人讀書，往往是找書裡有沒有想要研究的東西，而不是讀其中的本意。現在的解讀，大部分是以晚清以後產生的觀念和架構去解讀，這與前人的本意有相當的距離；其次，以找材料的方式去解讀，也不能真正理解這個材料。在「看得到」的問題解決後，「讀得懂」的問題是最重要的。桑兵教授非常贊同余英時教授的一段話：「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而是把他當報紙一樣的翻檢，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事實上，理解和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能夠用外國的方法──比如陳寅恪先生很多時候用的是當時歐洲很流行的比較語言學、比較文獻學、比較宗教學──但是不要去套用它的框框，這樣反而既理解古人，又能走出自己發展的方向。

最後，桑兵教授借用嚴耕望先生的一句話作為講座的總結──「治學要讀人人常見之書，說人人不常說之話。」──這是讀書和做學問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