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　香港中文大學

李歐梵教授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在學期間曾與同學白先勇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推動台灣文壇之潮流。他1961年於台大畢業後負笈美國哈佛大學，師從史華慈，親炙費正清、楊聯陞等大師，攻讀中國思想史。獲博士學位後執教於多所美國大學，並曾在1970至72年出任中大歷史系講師，2004年自美退休後遷居香港，再度加盟中大，擔任東亞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兼人文學科講座教授，2009至11年間任偉倫人文學科講座教授，現為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晨興書院院務委員、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香港人文學院創院院士。他在中大所開的課程，橫跨文化與宗教研究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歷史系，縱橫開闔，不為學科疆界所囿限。李教授曾獲頒授多項學術榮譽，其中包括古根漢基金會獎金以及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等學術榮譽。

一、 一九七〇年代我與香港中文大學

1970年我在哈佛大學畢業後，獲得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一項獎學金，可資助哈佛大學博士生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講師。除此之外，我也可選擇留在美國；另外當時擔任台灣大學歷史系系主任的許倬雲先生也來邀請我到台灣大學教書。因我本身非常喜歡成立不久的中文大學，而且我認為可以在英國殖民地教授中國文化特別有意義。於是1970年秋天我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在崇基學院歷史系教歷史科目；同時孫國棟先生邀請我到新亞學院開講中國現代文學課程，這是我第一次從自身歷史學的訓練來講中國文學課程。在崇基學院教中國現代史時，我同時採用中國大陸，台灣及美國出版的三種不同的教科書。課堂上我要求學生用兩文三語討論，嘗試採用多元的方法、多元的角度來學習中國文化。我留美多年，對中國文化一直保持追尋的熱情。我認識到越是與西方文化密切交匯的地方，越需要從新的角度和方式來探討中國文化。儘管我當時還沒有清晰的概念，實際上我已經開始使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中國文化，其中包括歷史和文學的方法。我與中大的另外一個緣分是我的魯迅研究。我當時的學生梁元生擔任崇基學院學生會主席，他來邀請我做演講，我於是做了一場關於魯迅的演講，由此開啟了我對魯迅的研究。

在中文大學我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我很懷念他們，包括羅球慶教授、勞思光教授、還有教歐洲史的藍朗達博士（Dr. Raymond M. LORANTAS）。當時同事之間相處很融洽，大家懷抱一個共同的信念，不分彼此，不分中外，共同守護中文大學發展中國文化的使命，為廣義的中國文化開創一個新的學術未來。我們充滿理想，認為整個中文大學就是為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我認為這一大學精神現今已經失落，新的管理體系掌管大學文化，實屬社會發展的無奈。除了同事們，我的學生同樣令我印象深刻，他們都非常優秀，其中包括梁元生和關子尹等。現在看到他們在學術上取得如此傑出的成就，我感到很欣慰。我在中文大學的教學非常愉快，多年後我再次回到中大，感覺就像回娘家一樣。1972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向我發出邀請，再三考慮後我決定離開中大前往美國，留美二十多年。

二、再次回歸中文大學

時隔三十二年後我在2004年再次回到中文大學。本想在中文大學任教兩年便正式退休，沒想到一直留了下來，直到現在。我與中國文化研究所也有一段特殊的緣分。2004年我回到中大後，曾有一年我來到中國文化研究所辦公，與研究所的幾位工作人員關係都很好。另外八十年代我曾回中大短期訪問，恰逢陳方正教授創辦《二十一世紀》，我也被邀擔任顧問，並發表文章。六四以後，我和幾位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要延續中國當代文化的命脈，對於陳方正教授的想法非常支持。金觀濤夫婦後來加入，使得《二十一世紀》成為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重鎮，影響深遠。另外，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幾位傳統國學大師，如劉殿爵教授，饒宗頤教授等，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我本身受西方理論的訓練，回到香港後接觸各位國學大師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所採用的兼容並包的方法，令我特別敬佩。我認為中國文化研究所一直秉持發展中國文化的理想，但如何持續保持這一理想並發揚光大是研究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第二次回到中文大學，我更多感受到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氛圍的變化，令我感概與無奈。回想七十年代的中大，新亞學院幾位國學大師代表最經典和原汁原味的中國古典研究，崇基學院的教授們則主張從現代視角重新看待中國文化。儘管當時兩個學院的出發點不同，從現今回看，這一組合正是中文大學的特色，體現了對中國傳統與現代的兼容並包，保護與推進中國文化研究。七十年代的中大也不像如今的中大，大學並沒有形成如今的制度化和官僚化體系，更不是專業研究的象牙塔。當時很多文化界人士在中大兼課，社會知識分子與校內教授的交流也非常密切和頻繁，教授們經常在文化界報紙投稿發表文章，與文化界互動很好。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氣氛。現今大學教授由於科研壓力，再無暇參與社會文化界活動，不再向文化界寫作投稿。這是很大的遺憾。

三、對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之建議及期望

九十年代我曾為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 RGC）服務五年，期滿後我便退出了。RGC的建立本意是很好的，出發點是協助大學推動學術研究的國際化，但發展至今，已變成一個僵化的官僚機構，向大學下達由上而下的硬性科研要求，以致於變成教師升等的必要條件，反而限制學術及教師的自由發展。另外，香港旨在推動大學的國際化，卻過於注重大學在國際上的排名，我感覺很無奈，美國的名校從不注重排名。香港所代表的全球化與制度化本來是香港的強項，現今反而成為香港發展中國文化的阻滯。

大學的過度制度化，令教授嚴重受限，失去學術的自由空間。正如我在書中《我的哈佛歲月》寫到的，我心目中最好的大學是芝加哥大學。我在芝加哥大學受到最好的教育，師生之間頻繁的交流讓我獲益最大。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可以任意開課，也可以任意合作開課，自由開課和選課成了芝加哥大學的風氣。我在芝大做教授的時候，我也去旁聽余國藩教授課；他開紅樓夢課程，也教授西方宗教文學和理論，他教授的教課方式非常自由，我獲益匪淺。這便是芝加哥大學的自由氛圍。其他第一流大學，如哈佛和普林斯頓也差不多，這一點恰恰是追求制度化的香港的大學所缺少的。

目前除了制度化的挑戰，學者也同時面對傳統出版業的衰退，新的學術媒體尚未完全成形，學者需要更加密切和自由的交流才可以產生學術火花。學者交流的平台很重要，在美國很多大學都有這個傳統，有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學術平台，除了學術會議外，還有非正式的聚會比如午餐講座和咖啡閒談等，同事之間，教授和學生之間都能夠保持較好的學術交流。

作為推動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的中心單位，中國文化研究所不屬於學院體系，在操作上有更大的靈活性，可以作為匯聚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力量的中心，成為聯繫校內相關同事的平台。同事間若可借助這一平台相聚交流傾談，交換意見，定能擦出不少火花。又如，大學每年有大批退休教授，他們的學術思想正處於最成熟的時期，中國文化研究所可以扮演再匯聚這批教授的角色，讓他們繼續發揮「餘熱」。我很期待中國文化研究所在推動中國文化研究上發揮更大的功效。

另外，我認為香港研究中國文化的角度應該與西方及中國大陸的視角有所區別。香港應該從一個亞洲現代化及國際化城市的角度發展中國文化。我反對過於認同目前中國大陸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本來是多元的，不應該將大陸中國文化看作一元的中國文化，將文化與政治等同。大陸不少學者也開始反思，什麼叫中國，香港也應該有這樣的反思。作為中西交匯的中心，深受中西兩種文化和教育的浸潤，香港的學者最有資格進行這樣的探討，也可以進行更加靈活，更加創新以及更加多元化和比較性的研究，也不必過度依賴英美的理論模式或全盤照搬。但目前香港學者卻同時受到大一統式的中國模式和全球統一的制度化和市場化（美其名曰「國際化」）的兩種壓力，年輕一代的香港學者所面臨的壓力和挑戰都比以前大的多。然而沒有挑戰就沒有創新。我自己也是從不斷地接受壓力和挑戰的環境中闖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