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芳淑教授於美國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主修中國藝術史。其後於美國佛利爾美術館工作，曾策劃多個有關中國古代藝術的展覽及參與多項相關研究。2001年起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任藝術學講座教授，主要教授青銅器史、玉器史及藝術史學方法等專題，亦擔任碩士及博士研究生指導老師。2002至2011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2013年起，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館長。近年研究包括史前、青銅時代的藝術及考古等項目。

我從事中國文化研究是機緣巧合。小時候我在香港入讀的是英文小學和英文中學，中五中六專科修英國文學和英國歷史，中國歷史僅是其中一個科目而已。後來我到美國讀大學，還是主修英國文學，輔修德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僅限於其中選修的「中國藝術史」這一科。大學畢業前，我有意繼續深造。當時我的英國文學老師推薦我申請英國牛津大學的英國文學專業，而教授我意大利文化復興的老師則鼓勵我到哈佛大學修讀藝術史。那時我發覺，自己身在美國，其實對中國歷史文化認識並不深，即使希望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化，也沒有勇氣和信心。我求學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研讀英國文學，畢業之際，我開始考慮從事其他的研究。於是，我申請了哈佛大學的藝術史專業，師從研究中國藝術史著名的羅樾教授（Max Loehr），從此正式開始學習中國藝術史。羅樾教授專長研究中國古代文物，如青銅器及玉器藝術，我也順理成章開始這方面的研究。當時正值七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文革前荒廢的各種期刊以及文革前的考古新發現都在七十年代開始重新發表，新的材料和發現大量湧現。那時哈佛大學的中國考古文物研究氣氛非常熱鬧，我在求學時正遇上了這個中國考古文物研究日新月異的時期，受到這股興奮熱潮的感染，於是投入了中國藝術史研究，入行至今已三十多年。

比較國內學者與西方學者在中國考古及中國古代歷史文明方面的研究，國內學者非常注重文字文獻，某種程度上，中國學者會以古代傳世文獻為標準去研究和判定考古出土的文物。西方學者則比較著重以考古出土的文物作為研究重點，倘若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有出入，出土文物的價值不會因此立即被否定。在西方學者看來，歷史文獻很多時是帶有著者偏見的，而出土文物是客觀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學者注重出土文物多於傳世文獻。這是國內學者與西方學者在中國考古研究中一個方法和視野上的差異。我的研究訓練比較偏向於西方的這一種方法，以實物及出土文物為中心，以文獻作為參考。

我對中文大學的認識源於父親及兄長。從前父親和兄長就職於教育司處，年輕時經常聽到中文大學的名字。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在美國佛利爾美術館工作。那時候中文大學的校長是李國章教授，我曾經應邀到中文大學參加學術會議，當時利榮森先生也在。李校長和利先生都非常支持中國文化研究以及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發展，他們積極鼓勵我來中文大學服務。當時我在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工作已經十年，自覺已經為新的事業和發展做好準備。於是我在2001年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接替剛從藝術系退休的高美慶教授，擔任藝術系主任一職。就任後我着手推動藝術系的部分課程改革，並改善創作室和學生與教師的學習創作環境。接著2002年，我獲大學委任，接替離休的陳方正博士，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我自2002年接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直至2011年任滿。2013年我繼林業強教授擔任文物館館長。

我認為，中國文化研究所不僅在地理位置上屬於大學的中心之處，更是大學中國文化研究的核心單位，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我到任後，着力進一步推動研究所。在硬件資源上，對研究所進行改裝，創造一個更加開放的環境。在設計師的幫助下，我們把所裡辦公室的部分磚牆換成玻璃牆，並加上木圍欄，使辦公空間更加開闊明亮，同時保留工作環境的獨立性。此外，我們擴建了魚池中間的平台，以供各種學術及接待活動。平台連通研究所與文物館，形成一個更加開放的空間。另一方面，我也致力推動研究所的學術發展。我到任時，研究所以各個研究中心為單位的架構已經基本形成，但我認為，在研究組成上可以更具包容性，與本校各個單位裡中國文化研究領域內的教授及校外其它機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可以作為我們的榜樣，該中心邀請大量相關領域內的教授成為研究中心的會員，建立起強大的研究群體。我在離任前，曾向研究所的顧問委員會提交了一份五年計劃書，其中也提到相關建議，譬如邀請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s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加入中國文化研究所，後來在接任的信廣來所長的推動下，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於2013年正式加入中國文化研究所。另外，我亦推動顧問委員會成員的國際化，進一步提升研究所的知名度。因此我邀請了新的成員加入研究所顧問委員會，譬如美國耶魯大學的蕭鳳霞教授、法國遠東學院的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教授等。

2007年是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四十週年，恰逢文物館東翼落成，我與研究所同事於大學百萬大道籌辦了一場大型慶祝活動，也藉此推動研究所與外界的交流。總結研究所四十年，我認為，努力的方向應該是進一步擴展研究所的視野，打開門戶，與外界建立更加廣寬的聯繫和合作。

2011年我離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2013年我再次與研究所結緣，出任文物館館長。我也藉此實現我長久以來對藝術教育的期望。我一直認為，藝術史的教育不能依賴純理論，藝術欣賞不能僅僅依賴教室內的理論和圖片，與藝術品實物脫節。專門收藏中國藝術文物的文物館正是中文大學的一個巨大優勢。我從2001年回到中文大學開始，便致力於將藝術系的教學課程與文物館的藏品結合起來，兩者相輔相成。例如，我將藝術史這一科目的討論課安排到文物館進行，充分利用文物館的藏品及展覽作品，進行實物教學，讓同學在學習藝術史的同時觸藝術實物。另外，藝術系研究生的監督考試，也利用文物館的藏品資源，考察同學的實物判別及鑑賞能力。就任文物館館長後，我計劃進一步推動藝術系與文物館在這方面的合作，改善本校的藝術教育課程。

在文物館未來的發展方面，我就任後邀請許曉東教授及姚進莊教授擔任副館長。兩位副館長各有專長，許曉東教授主要研究北京故宮所藏玉器、金器等，曾於北京故宮工作，擁有豐富國內研究經驗；姚進莊教授則是香港本土長大，受美國及英國教育訓練。兩位副館長背景互補，共同合作，帶動文物館進行新的研究。他們將對文物館未來的發展有重要的推動。在未來的規劃中，文物館將會繼續策劃主題豐富的展覽，更能兼顧到不同階層、不同教育程度的觀眾。無論是校內師生還是校外文物愛好者，都可以吸引他們前來參觀展覽，從而推動中國藝術文化的普及教育。我認為文物館擔負的責任是多層次的，不僅帶動深厚的藝術研究，同時應達到面向大眾、普及藝術教育的目標。另一方面，我亦希望能夠使大學對文物館裡，擁有專業研究學術背景的館長和副館長有更深切的認識，不只當他們為行政管理人員，而更重視他們在學術研究上的工作，使他們的職位在大學架構內與學系教授看齊，這才能正確地反映文物館作為大學博物館的研究使命，並合理地成為中國文化研究所裡的重要成員。

中國研究是中文大學五大重點研究領域之一，中國文化研究所在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中舉足輕重。我希望中國文化研究所在未來能進一步提升國際聲譽及地位，擴寬研究視野，在各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動之外，進一步打開門戶，提供一個更加廣闊的平台，進行更多跨研究中心、跨機構、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