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封面文章欄目邀得屈志仁教授接受訪問。屈教授與訪問人黎志添教授談起自身在文物館創館頭十年的工作，回顧他所見證的中文大學藝術系及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發展，並總結自己的研究歷程。以下為訪談摘錄。

屈志仁教授為著名晚明遺民屈大均的後嗣，屈家是粵港世家。屈志仁教授於香港出生，在香港麗澤小學及拔萃男校完成初中後，前往英國森麻實郡英皇公立中學就讀，後考入牛津大學，一九五九年獲文學碩士學位。一九六〇年屈志仁教授返回香港，任香港大學物理系助教，並跟隨林仰山、羅香林、饒宗頤諸教授問學四年，為其國學、文史、藝術修養打下穩固基礎。一九六四年屈教授獲任為香港大會堂助理館長，專職管理中國文物、書畫、香港考古三方面相關工作。一九七一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新廈落成，內設文物館，屈教授出任創館館長。

屈志仁教授介紹，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加設文物館是利榮森先生的提議，文物館的運作得到利先生的全力支持。研究所的四合院設計出自大學建築師司徒惠手筆，設計想法參考貝聿銘的提議。貝聿銘與利榮森交情甚篤，貝聿銘建議打造園林式風格，沿襲傳統基本結構，採用全新材料及現代建築語言表達。司徒惠於是按照這個理念完成設計。文物館開幕當日，當時日本駐港總領事提議於四合院中心的水池中飼養金魚，更在一個月後慷慨送來一百多條名貴錦鯉。後來錦鯉送到崇基學院繁殖，錦鯉進而遍佈中文大學。

據屈教授回憶，中國文化研究所設立之初，人才鼎盛。李卓敏校長親任所長，並大力引進新亞書院的著名教授，包括嚴耕望、全漢昇、牟潤孫、王德昭、陳荊和、還有崇基學院的周法高等諸位教授，全是聲望極高的學者。他們全部集中在中國文化研究所辦公。年輕的屈教授經常向這批老前輩請教學問，受益匪淺。屈教授還談到當年與前輩學者交往的一件趣事。周法高教授是北方人，但喜歡粵菜，牟潤孫教授則推崇京菜。兩位教授常常輪流請客。有趣的是，屈教授必受到兩派邀請，兩位教授的宴席都沒有落下。屈教授亦得以跟隨兩位教授認識他們所交往的文人學者。

文物館創建初期，「手空空，無一物」。屈教授向利榮森先生提議，大學文物館的藏品應該包含兩個部分，即教學藏品及研究藏品。教學類的藏品可以逐步收集，這部分藏品主要依賴捐贈。作為研究的藏品則需要有系統地進行。屈教授為文物館的研究藏品制定收藏方針，他認為應該收藏國際大型博物館沒有能力鑑定，偏門且有研究價值的藏品。屈教授因而提出兩個收藏主題，即碑帖及璽印。除此以外，屈先生在香港大會堂服務時，便知道簡又文先生持有一批數量可觀及價值極高的廣東文物。屈教授便訂下這三方面的文物作為文物館研究收藏的目標。

文物館璽印起初的收藏主要來自於香港胡少雲先生。胡氏收藏的基礎則是清末收藏家端方舊藏的一部分，其後歸北山堂，歷年且有增益，一九七一年由北山堂捐贈予文物館，共二百六十五方。屈教授於一九八〇年就這一批璽印出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屈教授更聘任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館的王人聰先生為文物館研究員，協助文物館進行璽印的研究工作。文物館的璽印收藏在屈教授的帶領下歷年續有增益，至今已逾千數，並在王人聰先生的主持下，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之後，另出版三本文物館藏璽印目錄，分別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二、三，成果豐富。

屈教授亦談到碑帖的收藏往事。清代進士李文田長孫李棪當時正在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書。他當時持有李文田所藏的崋山碑。傳世共四本宋拓崋山廟碑，清代時端方希望全部收入囊中，其中有兩本已被巧取搶奪。李文田當時毅然拒絕，順德本得以流傳至李棪。在屈教授的促成下，文物館有幸將這一重要文物收入永久保存。

文物館碑帖的另一重要收藏是宋游相蘭亭。一九七三年是蘭亭修禊之後第二十七個癸丑，屈教授提議文物館舉辦一個蘭亭展。李棪教授協助並提出許多有益建議。當時文物館的展覽多是擬定主題後再去借展品，其中一位人士借給文物館十種宋拓的宋游相蘭亭，非常珍貴。在屈教授的爭取下，展覽結束後這位人士答應讓給文物館收藏，由北山堂出資收購。現在文物館的碑帖及璽印收藏已在全國的大學博物館中獨占鰲頭。文物館的碑帖，單是宋拓已有二十多種，璽印逾千數。碑帖和璽印均與清代金石學有很大關係，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

簡又文所藏廣東明清及近代書畫是文物館的另一重要研究收藏。屈教授在香港大會堂美術館任職時已有計劃為大會堂收入，後因經費不足未果。當時這批藏品的保存環境已經很不好，藏品毀壞比較嚴重，屈教授特別協助簡先生製作藏品簡錄，以便後日參考保存。簡氏藏品非常齊全，從晚明到清末民初的書畫全部都有收藏，非常驚人。在香港收藏家及熱心人士的合力贊助下，文物館最終購得這批藏品。屈教授特別聘請及訓練專門裱工，將藏品裝裱保存。簡氏書畫的收藏奠定了文物館書畫藏品的基礎，也為文物館研究廣東鄉邦文物指示明確的方向。

除這三個主題外，外銷瓷也是文物館的重要研究資源。當時印尼國立考古研究中心常邀請屈教授去幫助他們鑑定印尼出土的中國陶瓷，一起參與發掘、鑑定、分辨產地及時代。屈教授也舉辦過外銷瓷器展覽及國際研討會。目前文物館的外銷瓷主要來自東南亞，中國外銷瓷非常齊全，這也是文物館研究的一個方向，同時可用於教學。

屈教授總結文物館創館頭十年的成就，他認為文物館作為中國文化研究所的一個單位，肩負中國文化研究的任務，如金石學便中國的傳統學問。這方面文物館有實物可供研究。另一方面，文物館也承擔教學任務。文物館的陶瓷藏品齊全，可充分配合藝術系的陶瓷史教學。漆器與玉器的藏品越來越多，也可提供教學用途。教學類藏品是慢慢累積的過程。這就是大學博物館的功能。在香港有限的資源基礎上，文物館的前十年發展達到初步目標。用作研究的藏品精而全，有特色且有研究價值。文物館藏品從起初空無一物至十年後屈教授離任時已累積近兩千項，屈教授獨到的眼光和藏品挑選能力為文物館藏品收集立下篳路藍縷之功。研究也有初步成果，如璽印圖錄及即將開展的碑帖專題。廣東書畫的研究有待進一步進行。

收集藏品之外，屈教授同時培訓研究人才，藏品修復人才及裱工。在收入簡又文廣東書畫後，文物館得到北山堂資助，在研究所旁另建一樓，作為書畫裝裱和文物修復部門。同時，屈教授也開始訓練專門人員擔任各項技術工作，為文物館訓練各方面人才。文物館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屈教授回憶，他畢業回到香港的六〇年代是文物考古的黃金時代，大批著名學者匯聚香港。香港大學有林仰山、饒宗頤等諸位大學者；還有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的極具眼光的大收藏家、古董世家。這些古董商的古董鑑定能力極高，屈教授有機會從這些古董商身上學習到很多鑑定知識。他認為，如今已沒有當年的環境與資源，若要尋找偏門而有學術研究價值的藏品，客觀條件已經非常困難。

屈教授當時身兼兩職，同時在文物館和藝術系任職，兩個單位溝通起來比較順暢。他在教陶瓷史時，帶著學生參觀文物館的巨大陶瓷藏品。屈教授更開辦一年一度的藝術系畢業生展覽，在文物館舉行，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

藝術系屬於新亞書院。起初藝術系資源有限，僅聘請幾位文人畫家進行授徒，沒有正式的藝術史科，不能稱得上嚴謹的大學學科。後來藝術系逐步發展，高美慶教授回到中文大學開啟藝術史科。屈教授堅持在藝術系區分史科及術科。當時藝術系的人才主要靠本地。史科教師主要是香港本地畢業生出外留學返港的人才，術科的教學主要依靠本地藝術家。饒宗頤由藝術系特聘以後藝術系才開設研究生課程。藝術系學科發展一步一步艱苦經營。屈教授對目前藝術系的發展感到很欣慰。中文大學藝術系已正式成為嚴謹的大學學科，史科與術科的區別非常清晰。

屈教授分兩個階段談到自己在香港及美國的研究。在香港，屈教授盡量利用在香港所得資源，一方面向學界前輩學者問學，另一方面也向敏求精舍的收藏家學習。當時敏求精舍的兩位創辦人胡惠春與利榮森邀請屈教授入會。敏求精舍集中了來上海、廣州及香港的大收藏家一共三十人。屈教授得以向他們學習，獲益良多。

受到印尼國立考古研究中心的邀請，屈教授每年夏天到東南亞進行考古發掘，鑑別在印尼出土的各地陶瓷。屈教授藉此進行貿易瓷的研究，同時豐富文物館的收藏。屈教授本身對考古很有興趣，一九六八年菲律賓的收藏家邀請他出席在馬尼拉舉行的國際貿易瓷研討會。屈教授籍此認識多位學界重要人士，其中包括日本著名學者三上次男教授，並得到三上次男教授的介紹與幫助進行研究。十年以後屈教授得以在文物館召開第二次國際貿易瓷研討會。屈教授由此與東南亞的考古學術圈子建立良好關係及交流，其中包括印尼國立考古研究中心、菲律賓國立博物館、以及泰國的相關機構。

玉器是屈教授研究的另一個方向。屈教授當時在敏求精舍經常請教前輩，得知玉器除三代兩漢的玉器之外不足以討論研究。然而當時香港三代兩漢的玉器已很少見，漢代以後的玉器反而較為常見。屈教授開始對漢朝以後的玉器產生興趣，繼而進行研究，後來舉辦了一個漢代以後到清朝的玉器展覽，並出版學術圖錄《中國漢至清玉器》（Chinese Jade from Han to Ch'ing），填補了玉器研究的空白。

離開香港以後，屈教授去到擁有西方最大亞洲藝術收藏的波士頓，管理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部，重新佈置二十六間新展廳的文物，花費幾年功夫，學術研究也暫時擱置。屈教授重新規劃了亞洲部的部分展廳，並建立第一個韓國藝術館。一九八五年屈教授離開波士頓，前往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出任中國古器物及工藝品高級顧問，後升任亞洲藝術部高級主任及亞洲藝術部主席，為大都會博物館建立及管理亞洲藝術部。屈教授發掘前人忽略的藏品，為大都會博物館收集大量元代絲織，並舉辦大型展覽「當絲綢貴如黃金」（When silk was gold）並出版圖錄，這是前人未見的一個成果。其它大型展覽還包括「Irving藏漆器」、「忽必烈的時代」展示中國元代藝術等。其中最為中外人士稱譽的是二〇〇四年的「邁向盛唐」，展覽無論在選題、展品、研究及學術創新各方面都史無前例。屈教授回憶，他在大都會博物館的時候，是大都會博物館的全盛時期，資源非常充足，他從而獲得極大的發展空間和支持。屈教授回顧前半身學術道路，謙虛地認為自己幸運遇上最好的機遇與人事，一路發展順遂。

屈教授最後回顧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發展及表達他的期盼。屈教授認為研究所在發展之初得到李卓敏校長及前輩學者的全力支持，學術氣氛非常濃，正如一個學術團體，同心復興中國文化研究。李卓敏校長隨時聽取各中心提議與計劃，並給予很好的支援。屈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發展受制於人員，成員多身兼數職，難以全心投入，這是研究所發展面臨的一個問題。屈教授希望，當代文化人能身懷祖國，放眼世界。中國文化研究所應充分利用香港資源，肩負復興中國文化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