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元生現任歷史系講座教授，同時擔任文學院院長、人文學科研究所比較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崇基學院院長。研究專長及興趣包括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儒學與基督教、海外華人社會（美國及東南亞），以及上海、香港與深圳的城巿文化。
–演講節錄–
梁元生教授應本所邀請於首次「午間雅聚」擔任演講嘉賓。「午間雅聚」為中國文化研究所定期舉辦之活動，由研究所屬下單位代表輪流擔任主講者，於輕鬆環境下作定期交流，分享他們在中國文化研究領域上的研究方向及成果。梁教授是次演講闡述現代中國文化學者的出路，並解釋何謂「化」與「唔化」。以下為梁教授之演講節錄：
我的研究興趣是中國近現代史。投身於這個範圍的起點，大概要說到四十多年前，就在中國文化研究所這座房子内，我跟隨王德昭老師治近代史，研究傳教士林樂知在近代中國的事跡，完成碩士學位，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那時我所關心的課題，就是中國如何走出傳統，邁向現代，以及如何借鏡西方，奮發圖強。自此之後，我的學術之路，雖經歷很多變化──由制度史到社會史，由思想史到文化史，由國内知識分子到海外華人移民，但萬變不離其宗，最中心的課題仍然是近代中國如何變化自強，現代中國往哪條路走？這是我過去出版的幾本書──《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晚清上海》、《邊沿與之間》等──背後要探討的問題。近十餘年，我以不同的人物作爲個案，也問到同一的問題：究竟近現代中國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身處二十一世紀和面向將來，我們怎樣思考中國文化的出路？
經過一番檢視，發覺幾乎我所做過的個案研究，或多或少都有涉及這個題目。因爲我的研究興趣是「邊沿與之間」，而我選擇的許多個案也都是「邊沿人」！何謂「邊沿人」？即是活在兩個系統或兩個文化之間的人，他們無論向哪一個方面靠攏，或是向哪一個方面變化，都有「化」的傾向和表現。所謂「化」者，轉化、變更之意也。借用葉文心的話來説，是becoming。 「漢化」是becoming Chinese，「洋化」是becoming Western。有的轉化，是有意識的、有計劃的，一步一步向一個方面靠攏；也有毫不經意的、不問來由的，和跟著潮流的轉化。然而，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中，特別是「轉型時期」（如張灝說的甲子後到民國初那段時期，或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選擇的張力極大：在化與不化之間，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在中國與西方之間，作如何的選擇，作怎樣的調適？幾乎是每一個關心社會、關心國家、關心文化的中國人必然面對的問題。 我近年研究的幾個課題，大概都環繞著近代中國轉型與知識分子作何選擇這個主題，其中一些研究計劃，包括以下香港政府研資局（RGC）資助的項目： - 前途未卜的鳳凰：儒學與當代中國（1997-99）
- 文化即命運？新加坡的儒學實驗（2000-02）
- 城牆與海水：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個城市文化的比較（2004-06）
- 教會和教育：亞洲基督教大學模式的探索（2004-06）
- 中西之間：香港的公共衛生與醫療歷史（2005-07）
- 追尋鄺富灼：跨地域及跨文化的經驗（2007-09）
- 中西與英華：近代中國的教會學校和雙語教育（2009-11）
- 種族、文化與國家：政治變動中的英家三代（2011-13）
我最近出版的文章，還寫過伍聯德、梁得所、梁炎卿和鄭翼之。歸納説來，我的研究集中於這一群生活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他們都在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中作出貢獻，並且對於「傳統—現代」之間的過渡及「中國—西方」之間的交接與融會，提出過他們的高見。 我在這裡不擬向大家詳細報告個別的研究計劃，但我有一個總體印象，就是我們追求的結論──中國的文化往何處去？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應如何選擇？──答案可能就在「傳統—現代」和「中國—西方」之間！換言之，我們不應把這兩對概念截然二分，從彼到此，從這到那，追求過渡，或完成過渡的過程；因它不是過渡，而是連接，更是一個永恒連續轉化的過程，也是一種永遠存在的矛盾與張力。這種張力產生的力量，也就成了社會和文化不斷改變的力量。所以我說：我（們）的選擇，就在「化」（改變/創新）與「唔化」（保守/不變）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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