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 第四期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之研究──以順德本為中心」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今年2015年乙未,是東漢桓帝延熹八年(165)西嶽華山廟碑誕生1850週年,又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該碑毀於地震460週年,還是該碑四大拓本之一「順德本」的主人李文田逝世120週年,歷史與文物之運會際遇,奇巧如斯,謹撰一小文以誌之,所謂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也。本文第一節簡介華山碑之來歷,和該碑三大拓本長垣、華陰、四明本之流傳;第二節在林業強先生多年研究的基礎上,1 探討順德本的來龍去脈;第三節對該拓本內孫星衍跋語的年份,作一考證與推測。

一、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及其三大拓本

西嶽華山廟碑,東漢桓帝延熹八年(165)立於華山腳下之華陰縣,倡其事者為弘農郡太守袁逢,成其事者為袁逢的後任孫璆。作為天下五嶽的西嶽華山,在漢朝的國家祭祀理論內佔重要位置,所以碑文一開始就引述《周禮·職方氏》、《春秋傳》、《易》、《祀典》、《禮記》來論證西嶽華山的正統與祭祀華山的重要,並指出漢朝歷代君王均有定期祭祀華山的政策。東漢桓帝延熹四年七月甲子(161年8月16日),弘農郡太守袁逢鑒於華山廟內過去「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 就命人刻立新碑,但即將完事之際,袁逢被調遷為京兆尹,此事暫停,直至孫璆接任弘農郡太守,才正式完成立碑之事,時為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165年5月27日)。2

袁逢、孫璆所立的西嶽華山廟碑面世於165年,時東漢因戚宦之爭、黨錮之禍而朝綱敗壞,此後三十年間,黃巾作亂,董卓入京,漢室名存實亡。此碑則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六百多年的興亡滄桑而默默無聞,直至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才引起注意。徐浩《古蹟記》對此碑寫了短短一句按語:「蔡邕石經、西岳等數碑,並為曠絕。建中四年三月」。3 又復二百多年後,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歐陽修在其《集古錄》對此碑作了一番歷史考證,4 此碑才逐漸廣為人知,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就收錄了從徐浩到阮元本人凡23人25則題記。5

顧炎武指出,這塊西嶽華山廟碑毀於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地震。6 此後,該碑拓本日益珍貴,清中葉以來碑學流行,華山碑以其年代之久遠、書法之雄勁而聲價日高,逐漸形成四大拓本之目。其中,有關順德本的問題,本文將於第二節詳細探討,茲根據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諸家記載,對長垣本、華陰本、四明本之來歷略作交代如下。

華陰本 又稱關中本,為朱筠所有,故朱筠記載詳盡:該拓本為宋末拓本。明萬曆(1573–1620)中,為陝西的東肇商(雲駒)、東蔭商(雲雛)兄弟所藏。東氏兄弟轉送福建武平籍的郭宗昌,郭對此高度重視,特於明天啟元年大年初四(1621年1月25日)廣邀親朋,召開欣賞拓本大會,「一時名流跋者十餘人」。步入清朝,此拓本為陝西華陰籍的王宏撰(無異)所有,後流入江南徽州府歙縣何氏手中,再為該縣教諭黃文蓮(星槎)得之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年後,乾隆癸巳(1773),黃將之送給朱筠。7 阮元記載與朱筠不同之處,在於此拓本王宏撰之後、黃文蓮之前的經歷。據阮元,康熙年間,此拓本從王宏撰流入淮安張劭(力臣)之手,又於康熙甲申(1704)出現在揚州周儀(確齋)家中,乾隆初年,此拓本為上海凌如煥所有,凌與黃文蓮是鄉親,黃文蓮於是得此拓本,時為乾隆三十一年。8 王昶記載又略有不同,他說此拓本在郭宗昌之後,曾為商邱侯氏所有,而不提王宏撰,後來凌如煥任職河南學政期間,得此拓本,凌與黃文蓮既是同鄉又是姻親,於是贈給黃文蓮云。9 朱、阮、王三人記載之異同,甚為有趣,但對本文而言並不重要,容他日另文探討。

長垣本 此拓本的歷史相對簡單。據阮元,此拓本於明代為河南長垣籍的王鵬沖(文蓀)所有,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此拓本歸於河南商邱籍的宋犖(漫堂),繼而由宋之同鄉陳氏所有。嘉慶二年(1797),此拓本進入成親王的詒晉齋中。10

四明本 此拓本最為獨特,因為是迄今唯一「單紙未禫,整碑完全」的拓本,而非剪裝成冊的拓本,為阮元所有,故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記述甚為詳盡:該拓本明朝時是寧波豐熙的萬卷樓的藏品;入清之後,落到鄞縣全祖望手上;再歸范氏天一閣,可見一直沒有離開過寧波府;乾隆年間,范氏請錢大昕兒子錢東壁編纂天一閣金石目錄,事成之後,范氏為表謝意,就把這拓本送給錢東壁;嘉慶十年(1805),錢氏將此拓本典當予印氏;「(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歸于余」。11  但是,阮元於同一書稍後又說:「(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歸于余」。12 究竟阮元是在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年還是十三年戊辰1808年得到四明本?這個問題關係到本文下一節考證孫星衍為順德本題跋之年份,下文一併考證。

從上文之簡略介紹可知,該三拓本均分別以其早期藏家之地望命名,嘉慶年間,華陰本歸於大興朱筠、長垣本歸於成親王,四明本歸於揚州阮元。但順德本卻以其後期藏家之地望即李文田籍貫所在之廣東順德命名,為何如此?這無足深究,更重要的是順德本的來龍去脈及其中孫星衍題跋年份的問題。

二、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

對於順德本的研究,當然首推林業強先生編著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此書出版於1999年,除將順德本原書作精美影印外,更收錄了林先生自1977年以來針對順德本而撰寫的研究論著四篇。13 有關華山廟碑順德本的重大問題,例如金農與順德本之糾葛、金農雙鈎本所造成的誤會與附會、四拓本缺泐之比較、順德本捶拓年份之早於三拓本、順德本題跋鈐印之分析等等,林先生累積數十年「伏虎」功力,14 都已出深入之分析,得出紮實之結論。本文這一節簡要介紹順德本的來歷,下一節對順德本內孫星衍題跋年份,作一考證推測,庶幾拾遺補闕於林先生研究之末尾云。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的四大拓本中,順德本捶拓年份最早,是宋紙宋墨,長垣本次之,華陰本再次之,而四明本最晚,這是從四本缺泐字數之多寡而看出來的。15 順德本所缺二頁96字,是拓本冊頁之遺失所致,而非捶拓時原碑之缺泐所致。

順德本最早可考的藏家似為金農,但金農本人在順德本內並無任何文字題記,他目前存世的著述中也無隻言片語證明自己擁有此拓本,只有金農的朱文長方印「金氏冬心齋印」,鈐蓋於順德本首頁碑額「華」字右側。16 既然如此,為何歷來大家都認接受「金農是目前可考的順德本最早藏家」之說、似有毋庸置疑之意?即使林業強先生似亦未對此問題作系統性之闡述。原因大概是證據不足,大家姑且接受而已。茲展開討論。

「金農是目前可考的順德本最早藏家」之說,證據有二:第一、金農推崇華山廟碑書法,有詩句曰「華山片石是吾師」,金農目前存世的雙鈎本及摹寫本甚多,證明他擁有、或至少有辦法接觸到順德本。第二,順德本拓本內最早的題記是孫星衍的題記,孫說:「此馬氏玲瓏山館藏本,有宋牧仲、金壽門圖書」,張古餘道光元年(1821)的題記中,也說這拓本是「馬氏玲瓏山館舊物也」,拓本內也有馬氏印鑒,馬氏就是十八世紀著名的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馬氏與金農同時同地而過從甚密。馬氏有文化有錢財,金農有文化而常缺錢財,因此金農可能「把華山廟碑(拓本)讓了給馬曰璐」。17 李棪先生在1963年為順德本題跋時,也推測是金農典當順德本予馬氏兄弟:

原闕二葉,殆由冬心齋付小玲瓏山館時,并明季清初題跋抽出,欲為他日必贖之地;冬心在雙鈎本附記嘗隱約言之;獨惜後來終未作延津之合。寶物忌全,果如是耶。18

林業強先生不表同意,他指出,迄今為止,找不到金農雙鈎本附記中的相關記載。19 無論如何,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史料確實證明金農擁有順德本在先、典賣予馬氏兄弟在後,我們何嘗不能推測是馬氏兄弟擁有順德本在先、賣予金農在後呢?因此,最保險的結論,應該是林業強先生這句話:「(順德本)伍詒堂之後的流傳經過很清楚,但早期的情況則很難考證」。20 不過,林先生也接受金農為順德本最早藏家這個論點。另外,林先生最初發表於1977年的〈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一文,於圖六的「四本歷代流傳表」中,在順德本藏家金農之前,還寫上「范氏」二字,21 林先生指出,順德本每頁均鈐蓋騎縫印,是白文二字放印,第一字為「范」,考慮到順德本進入金農手上之前已經剪裝成冊,可以推測這范姓的騎縫印主人就是金農之前擁有順德本的人,但缺乏史料,無法進一步考證范氏的身份。22 田中有1982年參考林先生該文而撰寫有關華山廟碑順德本的文章,轉錄了林先生「四本歷代流傳表」,但在順德本這一欄中,就刪去「范氏」,以金農為最早藏家。23 這是不甚妥當的。

總之,順德本早期的存傳情形,難以考證。目前的共識是:順德本清朝之最早藏家為金農,其次為揚州馬氏兄弟。這個共識雖缺乏明確的史料證據,本文也姑且接受之,畢竟本文也拿找不出任何新證據。

另外,不得不交代一下金農雙鈎本這隻「黑老虎」的「肆虐」情形及其「伏虎」運動之展開。金農應該是在康熙年間得此拓本,但隱蔽之珍藏之,只以雙鈎本示人,他人又將金氏雙鈎本輾轉摹寫,目前所見至少有11個版本,流傳廣、附會多,牽涉到翁方綱等金石學大家。直至清末,對於金氏雙鈎本的「伏虎」運動才開始。首先,同治甲戌(1874),李文田把兩年前買到、日後被稱為順德本的拓本重新裝裱,詳加分析,發現碑文「《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的「傳」字缺了右下方的「寸」字,翁方綱由於未見金農拓本,又以為金農雙鈎本依據的是長垣本,而華陰、四明本缺泐之處恰巧包括這「傳」字,於是以為金農雙鈎本寫錯了「傳」字。李文田指出了翁方綱這個誤會,並指出金農雙鈎本就是來自其本人所藏之拓本而非長垣本。其次,光緒壬辰(1892),趙烈文在無法親眼看到金農藏拓本即順德本的局限下,仍然通過對於各拓本之分析,論證出金農雙鈎本並非長垣本。不過,針對金農雙鈎本的「伏虎」運動,集大成而收全功者,當然非林業強先生莫屬。24

順德本在十九世紀後的流傳情形,就很清楚了。道光元年(1821)「三月望後」,張古餘因官差而抵達揚州,用「緡錢十五萬」,從伍福(詒堂)手上收購了這個「馬氏玲瓏山館舊物」,此題記寫於三月廿九日,可見這筆交易完成於道光元年三月十五日至廿九日間(1821年4月16日至4月30日間)。25 「緡錢十五萬」究竟是多少?假設「緡錢十五萬」是指銅錢15萬文,據彭信威的估算,道光元年大抵相當白銀一百五十兩。26 

五十多年後,同治十一年壬申除夕(1873年1月28日),李文田擔任江西學政期間,「張氏後人有在江右者出此碑求售,余(李文田)遂出俸銀三百收之」。27 李文田籍貫為廣東廣州府順德縣,這也就是順德本得名之由來。李文田的題簽說:「同治十一年,得之南昌,十二年,重治之」,可見李文田是在南昌買此拓本的,但張古餘後人是誰、如何邂逅李文田等,李文田都沒有進一步交代。李文田個人詩文著述,也無一字道及之,28 甚令人感到奇怪。無論如何,李文田買到此拓本後,重新裝裱,詳加考析,茲點列之:

  1. 由於此拓本脫漏二頁96字,李文田請當時正好在江西任職縣令的金石書法名家趙之謙以雙鈎方式「鈎補缺頁,以成全文」。
  2. 拓本內有嚴可均短短一行題記:「嘉慶甲戌(1814)冬,烏程嚴可均借觀,其明年(1815)秋,可均又借觀」。趙之謙提醒李文田,說嚴《鐵橋漫稿》卷八有針對該拓本而寫的長篇跋語,李文田請趙之謙抄錄之,放在孫星衍題記之左。李文田自己再於趙抄嚴跋之左,低二格寫一題記,解釋原委,時為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十月。
  3. 就在趙抄嚴跋語這一頁的最左側,李文田又於同治十三年甲戌五月八日(1874年6月21日)寫一稍長的題記,抄錄吳玉搢《金石存》,進一步說明順德本早期藏家為金農、脫漏兩頁非始於金農、此拓本在孫星衍之前的跋語均於馬氏時佚去等問題。換言之這一頁內有李文田題記兩則。趙之謙在另頁寫一題記,李文田也於其下再寫一題記。
  4. 李文田自己在同治十三年(1874)下半年展開順德本與三拓本的校對分析:李文田八月離開北京前夕,在吏部尚書崇綸家中借得四明本;同年十月十五日,抵達杭州,在梁恭辰(敬叔)處借得華陰本;同月廿四日,在嚴州府宗源瀚(湘文)處借得長垣本。李文田這三個月的校對分析工作,體現為他自己用蠅頭小楷在拓本各頁上寫下的合共38則校記。29

由此可知,李文田於1873年初買到順德本之後,重新裝裱之,請趙之謙雙鈎補回遺漏的兩頁96字,又請趙之謙抄錄原載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的題記,李文田自己寫下三則題記,後來,李文田將其順德本比對四明、華陰、長垣本,寫下38則校記,再加上封面題簽一則,合共42則文字,裝裱工作完成於同治十二年(1873),考證分析工作則完成於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末。

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內之孫星衍題記

由於順德本內有孫星衍題記一則,孫星衍名聲很大,李文田甚為珍惜之。但孫之題記本身並無日期,施安昌認為孫星衍跋語題於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30 但未有提出任何證據,有可能是因為孫題記左側嚴可均嘉慶甲戌冬的觀款而產生誤會。林業強先生對此問題亦未有進一步說明,本節遂作一番推敲云。孫星衍題記全文如下:

此馬氏玲瓏山館藏本,有宋牧仲、金壽門圖書,詒堂得於廣陵,真元拓也。華廟碑惟有成邸所藏,及大興朱氏、揚州阮氏共三本,幷此而四,足爲希世之寶。巴慰祖作偽亂真,識者勿惑之。孫星衍記。31

遍查孫星衍著述《孫淵如先生全集》,未見相關記載。但由於孫逝世於嘉慶二十三年一月十二日(1818年2月16日),32 則此題記不可能晚於此日期,換言之,我們已經得知該題記之下限。但是,能夠考證出其上限嗎?可以,線索有三。

第一條線索,是孫星衍「華廟碑惟有成邸所藏,及大興朱氏、揚州阮氏共三本」這句話。所謂「揚州阮氏」本,就是四明本,上文已指出,阮元自己說:四明本「(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歸于余」,33 但稍後又說:「(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歸于余」。 34 究竟阮元是在1807年還是1808年得到四明本?35 另外,道光三年(1823)阮元自己刊行的《揅經室集》,收有〈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也說「十三年戊辰,歸于余」。36 換言之,阮元三度提及自己得到四明本的年份,一說1807年,兩說1808年。如何理解這個現象?由於缺乏史料證據,我們不便強作解人,但也許不是阮元記憶出錯這麼簡單,而是書畫碑帖之類的文物,從購入到重新裝裱面世,需要一段時間。正如李文田的順德本,論收購日期是同治十一年壬申除夕,論重治年份是同治十二年。總之,保險的觀點是:阮元在嘉慶十二年丁卯、十三年戊辰(1807–1808)年間得到四明本。孫星衍既然說「華廟碑惟有成邸所藏,及大興朱氏、揚州阮氏共三本」,可見此跋語一定不會早於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

孫阮二人,稱兄道弟,於學術、詩文、金石方面均頗有交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阮元找到秦二世琅琊臺石刻,非常興奮,寫詩紀之,說要「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孫錢」即翁方綱、孫星衍、錢大昕三人;37 翌年,孫星衍刊行其《問字堂集》,阮元寫長信恭賀之,自稱「弟」、「侍弟」,而稱孫為「兄」、「淵如仁兄年老前輩」;38 阮聘孫到自己創辦的詁經精舍講學,孫亦撰〈詁經精舍題名碑記〉以紀其事;39 嘉慶十一年(1806),阮元丁父憂,廬墓雷塘兩年多期間,孫又步翁方綱韻題詩贈阮元。40 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這一年,孫星衍55歲,任山東督糧道,一度署山東布政使,足跡遍及直隸通州、山東濟南、濟寧、德州等地;41  而阮元則44歲,在揚州丁父憂第二年,是年十月服闕入京,初任署理戶部右侍郎,旋調浙江巡撫,自嘉慶十三年戊辰三月起,於浙江巡撫任內堵截追剿海盜蔡牽、張阿治等。 42 阮元最早有可能在丁憂揚州期間或服闕入京途中把自己得到四明本的消息告訴了孫星衍。可惜,孫阮二人目前存世的著述中,都沒有他們就四明本問題切磋商榷的文字。所以我們無法確定孫星衍如何知道阮元擁有四明本,可以確定的是:孫不可能早於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知道此事。如果還要進一步勉力推測的話,則阮元於嘉慶「十四年(1809)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復攜元本至京師」, 43 再過一年,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三月開始,至是年冬天,阮元的四明本陸續增加了13則題跋及觀款,包括阮元本人等25人。44  也就是說,阮元擁有四明本的消息傳遍天下,更可能是1810年的事情,是年孫星衍仍任職山東督糧道,不但密邇京師,且更於四月押運漕糧北上,45  如果孫星衍前此對阮元擁有四明本一事毫無知覺,到了這一年,應該也收到風聲了。

考證孫星衍題記日期的第二條線索,是「詒堂得於廣陵」一句,詒堂是伍福的字號,惜此人史料存世者極少,只知他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活躍於南京、揚州一帶的文化人兼文物商,1821年在揚州把順德本賣給張古餘的,就是伍福。孫星衍於嘉慶十六年(1811)因病辭去山東督糧道之官職,於是年重陽節前一天抵達南京,自此,除了嘉慶二十一年(1816)侍候父親赴京重赴鹿鳴宴之外,一直在南京、揚州一帶活動,至1818年逝世為止。46  也許孫星衍就是在1811年之後,得伍福展示順德本,並獲邀題記。孫星衍與伍福確有過從,伍曾經請孫為一張畫題記。47  這樣,我們又不妨把孫星衍題記的年份的上限,推測為1811年。

考證孫星衍題記日期的第三條線索,是順德本孫星衍題記這一頁的「現場」佈局本身。這一頁合共有七則題記觀款,除孫之題記無年份外,其餘皆署年月,分別是:最左側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二十年(1815)嚴可均觀款,右側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姚鼐、伊秉綬觀款,右下方嘉慶二十五年庚辰(1820)吳脩觀款,最右側道光七年庚辰(1827)魏成憲觀款,左下方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胡嘉槐觀款。孫之題記佔據該頁中間,其餘六則題記,見縫插針,屈居左右及下方,假設李文田重新裝裱順德本時對此頁無大改動,除吳脩、魏成憲、胡嘉槐三人觀款書於孫星衍逝世之後而毋庸議論之外,嚴可均、姚鼐、伊秉綬必然是在孫星衍題記已經出現這一「歷史基礎」上找尋空隙,寫下題記,嚴、姚、伊三人題記,以嚴最早,時為嘉慶十九年。由此又可把孫星衍題記下限推測至1814年之前。

通過對以上三條線索的分析,及排比其他史料,筆者推測,孫星衍此題記的上限,應該是1807年即嘉慶十二年丁卯或以後,更可能是在1810年即嘉慶十五年庚午或以後,而其下限,應該是在1814年即嘉慶十九年甲戌或以前。

四、總結

本文依靠林業強先生多年的紮實的研究,對華山廟碑四大拓本、尤其是順德本的來歷作一番梳理,又對順德本內沒有日期的孫星衍題記作一番考據,推測此題記寫於嘉慶十二年丁卯至十九年甲戌(1807–1814)之間。而對於李文田之後順德本的存傳情形,本文就不處理了。

李文田對順德本的重視及考訂之用功,是毋庸置疑的。但由於李文田已重新裝裱此拓本,此拓本仍在張古餘後人之手時的原貌,就難以辨認了。而古人於書畫冊頁上的題記,也往往隨意為之,有謙虛自持、遠隔多行、以小字敬書末尾者,有老實不客氣或情不自禁大書冊頁之內者,此外或署於天,或寫於地,見左側略滿則書於右側者有之,見右側已滿又復書於左側者之空隙者有之,再後來者則見縫插針,此外尚有原書頁面脫落、新頁增補挖改,題記位置移動等情形,總之鴻飛東西,雪泥斑斕,順德本內就充滿這些例子。可以說,順德本這類的碑帖冊頁,就像歷史本身,是層累地造成的。華陰縣的西嶽華山廟原址,和書桌上的《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一樣,都是歷史田野,都有待歷史考古工作之繼續進行。(2015年12月16日)

註釋:

  1. 林業強編著,《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9)。
  2. 以上內容及引文,俱出《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拓本真跡影印部分是沒有頁碼的。
  3. 轉引自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文選樓叢書本,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1,頁1。又,本文所有西元紀元日期之轉換,俱得自中央研究院兩千年中西曆轉換軟件:http://sinocal.sinica.edu.tw/
  4. 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
  5. 俱載《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具體包括:(1)徐浩《古蹟記》,(2)歐陽修《集古錄》,(3)歐陽棐《集古錄目》,(4)趙明誠《金石錄》,(5)洪适《隸釋》,(6)董逌〈書跋〉,(7)吳曾《能改齋漫錄》,(8)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9)屠隆《考槃餘事》,(10)趙崡《石墨鐫華》,(11)顧炎武《金石文字記》,(12)馮景《解舂集文鈔》,(13)顧藹吉《隸辨》,(14)吳玉搢《金石存》,(15)全祖望《鮚埼亭集》,(16)翁方綱《兩漢金石記》,(17)錢大昕《潛揅堂文集》,(18)朱筠《笥河文集》,(19)畢沅《關中金石記》,(20)桂馥〈跋〉,(21)武億《授堂金石跋》,(22)武億《金石遺文錄》,(23)王昶《金石萃編》,(24)阮元《揅經室文集》〉〈華嶽碑二跋〉。
  6.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4。但趙崡《石墨鐫華》對華山廟碑之毀滅有另一說法:「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先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為砌石」。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3。林業強先生詳細分析顧、趙及諸家之說,認為華山廟碑因嘉靖三十四年地震而仆倒敗壞在先,又因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十一年(1562)兩次重修華山廟而被敲碎成為建築材料,「這是漢延熹西嶽廟碑的最後命運」。見其〈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08。
  7. 以上內容及引文俱出朱筠《笥河文集》,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0。另外,錢大昕《潛揅堂文集》亦引述黃文蓮,謂此拓本「不知何時轉入新安故家,星槎官於歙而得之」,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9。
  8.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5。
  9. 王昶,《金石萃編》,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5。
  10.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5–16。
  11. 以上內容及引文引文俱出《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6。
  12.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3,頁33。
  13. 分別是:(1) 〈華山廟碑四本逐字剪裝比較圖〉;(2)〈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這是1977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以順德本為題之專刊之介紹文章,1999年略為補訂;(3)〈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4)〈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
  14. 林先生指出,被謔稱為「黑老虎」的碑帖拓本,向來是造假的理想對象,造假手法層出不窮,林先生與「黑老虎」搏鬥有年,遂以「康熙伏虎」為題,發表〈康熙伏虎:中國藝術史研究方法舉隅兩例〉一文,簡介華山廟碑各拓本之來歷及其辨析過程與技巧,載《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2013年第2期,http://cloud.itsc.cuhk.edu.hk/enewsasp/app/article-details.aspx/3839818E3F82336DB4C9BB892758B003/ 瀏覽日期:2015年12月11日。
  15. 林業強,〈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這是1977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以順德本為題之專刊之介紹文章,1999年略為補訂,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86。
  16. 見〈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18。
  17. 錫珍,〈金農與西嶽華山廟碑〉,香港《大公報》藝林版,1966年1月30日,轉引自林業強,〈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86。
  18.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64。
  19. 〈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35。
  20.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00。
  21.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92。
  22.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00–101。
  23. 田中有,〈小玲瓏山館本西嶽華山廟碑簡介〉,《書品》,267號(東京,1982),頁4。又,田中有於該文頁6引述馬子雲先生1961年發表於《文物》之文章時,誤作「一九一六年」。
  24. 見〈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17–150;有關李文田之考證,見該書之順德本拓本原文影印部分,無頁碼;有關趙烈文之考證,見該書頁124、128。
  25. 張古餘題記,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影印部分,無頁碼。
  26.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二版),頁831:「清初白銀一兩易制錢七八百文。嘉慶年間可以換到一千多文,道光咸豐年間,有換到二千文的」,亦可參考頁831–832的「清代制錢市價表(二)」,其中顯示,道光八年,蘇松地區白銀1兩兌換制錢1,300文。
  27. 李文田題記,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影印部分,無頁碼。
  28.  李文田著述存世者頗多,但主要以蒙元史考證為主,真正個人著述,只有他逝世三十年後、門人徐珂編纂的詩集,薄薄四頁,完全沒有提及自己收購順德本之事。見李文田著、徐珂編,《李文誠公遺詩》,1925年刊,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27冊,總頁235–236。
  29. 李文田題記及各校記,俱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影印部分,無頁碼。順德本目前最早的題記文字,是「北平周學和」的題簽,此題簽無年份,但李棪先生認為出於明代,見其1963年2月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64。
  30. 施安昌,《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18。
  31. 孫星衍題記,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影印部分,無頁碼。林業強先生反覆查閱順德本全書,均找不到宋犖(牧仲)印章,懷疑是孫星衍把拓本首頁碑額「廟」字右方的「審三堂圖書印」的「審三」二字誤為「漫」字,而以為這就是字號「漫堂」的宋犖的圖章,見其〈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00。本文以為也許存在另一可能性:即宋犖的圖章可能鈐蓋於順德本脫漏的兩頁內。
  32. 張紹南編,王德福續編,《孫淵如先生年譜》,清抄本,卷下,原書無頁碼,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119冊,總頁510。
  33.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6。
  34.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3,頁33。
  35. 考慮到本文用的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是王雲五編《叢書集成初編》的排印標點本,筆者查閱該書原刊本即文選樓叢書內《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發現原文的確如此,見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載阮亨編,《文選樓叢書》,道光壬寅(1842)刊,卷1,頁21b,卷3,頁5a,收入嚴一萍《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第四四《文選樓叢書》第16函第140冊。
  36. 阮元,《揅經室集》,道光三年(1823)刊,第三集卷3,頁15a,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79冊,總頁218。
  37. 〈題秦二世琅邪臺石刻〉,《揅經室集》,第四集詩卷1,頁10b–11b,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9冊,總頁301–302。
  38. 〈問字堂集贈言〉,載《孫淵如先生全集》,民國八年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清嘉慶刻本,卷首,頁5b–7b,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77冊,總頁387。
  39.  載《平津館文集》,卷下,頁20a–25b,收入《孫淵如先生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7冊,總頁545–546。
  40. 孫星衍該詩,題為〈題阮中丞元雷塘表墓圖次翁閣學方綱韻〉,載《澄清堂稿》,卷上,頁11b–12a,收入《芳茂山人詩錄》卷2,收入《孫淵如先生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7冊,總頁588–589。
  41. 《孫淵如先生年譜》,清抄本,卷下,原書無頁碼,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19冊,總頁498–500。
  42. 張鑒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65–76。
  43. 四明本阮元題跋,載《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3,頁34。從該書卷1頁16–17可知,阮元授意其門生、長洲籍吳國寶摹刻二碑,立於阮元自己在揚州北湖的阮氏祠塾。
  44.  除阮元外,還有成親王、翁方綱、樹培、樹琨三父子、覺羅桂芳、桂菖兄弟、陳崇本、嚴可均、張鑑、陸繩、馬履泰、言朝標、朱文翰、朱鶴年、宋湘、張問陶、陳壽祺、屠倬、陳均、蔡之定、程荃、張岳崧、洪瑩、朱瀛,合共25人,見《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3,頁33–37。
  45. 《孫淵如先生年譜》,清抄本,卷下,原書無頁碼,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19冊,總頁505–506。
  46. 《孫淵如先生年譜》,清抄本,卷下,原書無頁碼,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19冊,總頁506–510。
  47. 孫星衍,〈伍怡堂索題南山圖乃王麓臺為其先世張太夫人作〉,收入《芳茂山人詩錄》,卷8,頁9b,載《孫淵如先生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7冊,總頁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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