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教授先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及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語言學系，於英國堪薩斯大學及哈佛大學任教語言和文化接近十五年。2010年加入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研究興趣包括韻律句法學、歷史句法及訓詁學。

「韻律、詞法和句法」是我近二十年來的第一個題目，也是我一向的興趣所在，即「從韻律的角度來研究語言」；過去的七八年――尤其是我到了中大以來――我的研究興趣還包括「怎樣用語言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最後的落腳點是希望通過我的研究，能有一個新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歷史文獻和文化，也消除長久以來――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學者和漢學家――對中國文化某些方面的一些誤解。

用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文學的時候，我發現可以通過「語體」這一新的視角來切入。語體即根據對象、場地、內容、態度這些因素來決定如何措辭。從語體的方面來探究，我們就有了文學上的一個重要發現，即《詩經》的《風》《雅》《頌》正好反映了語體中的三個類型：即口語語體（informal）、正式語體（formal）和莊典語體（elevated）。這一發現推動了我們的進一步探索，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不僅僅是《詩經》，五言詩、七言詩，以及詞和曲，甚至散文裏面――有沒有這種語體的作用和變化。不僅如此，在涉及文化的方面，語體的研究也給了我們很多啟示。我們發現：古漢語的語感是分語體的，而所謂莊重體的語感，正好反映在《論語》中的「敬鬼神而遠之」上面。我們一向把這句話理解為「遠離鬼神」，有的西方學者也據此說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因為孔夫子從一開始就教導你們遠遠地離開他。然而，我們從出土文獻的語體中發現，我們的祖先對鬼神是非常尊敬的：在祭奠祖先和神靈時，他們使用的語體是典型的敬畏體，使用的詞彙和表達都是平時不說、尊敬畏懼的時候才說的語言。譬如《詩經》中的《大雅》、《尚書》中的《典》《誥》等，都是敬畏體的代表。這種敬畏之心從何而來？出土文獻《馬王堆漢墓帛書》告訴我們：「不遠不敬。」這裡反映了一條重要的語體原理，即日常語體和宗廟語體中，說者和對象的距離是不同的。日常親昵，所以宜「近」；宗廟莊重，所以要「遠」。因此「敬鬼神而遠之」的「遠」――就我個人的理解――反映的正是當時的這種宗教觀念。要尊敬鬼神，就要把他放在讓你能夠產生尊敬而不能狎戲的距離。所以這個「遠」是用來「敬」的距離保證。

此外，從語言學上講，語體不僅僅是修辭的，更是語法的。譬如口語語體中不合語法的句子（如「我買和看了一本書」），在正式語體中卻能夠成句（如「我購買並閱讀了那本書」）。

除了語體之外，在最近十幾年的古音學的發展和出土文獻的發現，以及越來越多古代句法、韻律、構詞等差不多是全方位的語言學研究，告訴我們，漢朝以前的漢語和漢朝以後的漢語是兩種類型的語言。如果是這樣的話，上古漢語創造詩歌等文學作品，和後來的漢語生產的文學作品，顯然是不一樣的，而事實也是如此。譬如三言詩體始於漢朝，五言詩、七言詩、駢文、平仄等，都出現或完成在漢朝或其後。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文學和語言的同步發展，確實是有實可徵、有案可稽的。

我對「韻律語法研究」的興趣，在一定程度上，基於美國的Mark Liberman――也是我的導師之一――在韻律學上的一個革新，即他提出的「相對輕重」（relative weight）的概念。在他之前，韻律學上輕重的概念是絕對的，譬如，元音有多大就有多強。Liberman不這麼認為，他發現重和輕是相對的：如果有一個地方重，一定有一個地方是輕的。於是我們才明白，韻律的輕重原來是結構性的：沒有兩個，就不能構成輕重。因此漢語的雙音節音步正好就是相對輕重的產物。如果我們由此進入漢語的節律，那麼到處都可以發現漢語的特點――無論是構詞的，還是句法的，無所不在。

由此衍生的「韻律構詞學」和「韻律句法學」同樣發現和解決了漢語中的許多問題。譬如「韻律構詞學」能夠預測漢語詞彙的外表形態，告訴我們為什麼漢語的詞以兩個音節居多，其次是三音節。最有趣的例子是趙元任的「無肺病牛」, 為什麼它首先會被理解為「無肺」的「病牛」而不是「無肺病」的「牛」或「無」「肺病的牛」？我們還發現了一些更重要現象：為什麼我們可以說「負責這項工作」卻不說「負責任這項工作」，可以說「收徒少林寺」卻不說「收徒弟少林寺」等等。「韻律句法學」還幫助我們解釋歷史上很多疑難之處。譬如《史記．項羽本紀》中「稍奪之權」是個雙賓語結構，而蘇軾在《范增論》引用時則改為了單賓語的「稍奪其權」，這其實就是韻律促發了句法演變後，後人對前代語法產生了誤解才造成的。而通過「韻律句法學」，我們則能試圖恢復原來的語感，甚至能夠理解和構擬原始二言詩的節律。

當然，語感抑或韻律不僅具有斷代性，也具有區域性，因此我也希望借助這個平台，呼籲更多人來了解這門學科以及其中的思想和規則，在他們學習語言學、成為了專業人員以後，就可以用韻律的理論來研究自己的方言，發現其中的語音系統如何控制這種方言句法的機制，進一步發現韻律在具有區域性規則的同時，是否也具有普遍性的原則，從而將這門學科向喬姆斯基（Chomsky）所說的形式科學的方向推進一步。

我個人當前的研究項目包括一本即將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語韻律詩體學論稿》和一本尚未完稿的《漢語歷時句法學》。《漢語韻律詩體學論稿》可以說是用《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一書中的理論來解決漢語詩歌問題的嘗試，如《楚辭》和《詩經》有何不同？為什麼《楚辭》之後先有三言？為什麼五言在七言之前出現？主要就是解答文學史上諸如此類的有趣問題。這本書分為八章。第一章：引言，主要提出詩歌研究的新方法；第二章討論韻律詩體學的基本原理，譬如韻律上的齊整效應、長短效應、懸差律等等；第三章是漢語詩歌構造的原理，譬如單音不成步、單步不成行、單行不成詩等；第四章探討語體的原理和機制；第五章研究語言的通俗體、正式體、莊典體和《詩經》中《風》《雅》《頌》之間的對應關係；第六、第七、第八章分別探討三言詩、五言詩和七言詩的來源。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個初步的理論框架，其中的每一個細節將來都可以繼續深入地研究。

我的另一本書《漢語歷時句法學》嘗試使用喬姆斯基的理論來解決漢語史中的語法演變。我發現上古漢語的語法和後代漢語的語法存在類型學上的巨大不同。由於我的學術背景是訓詁學，所以對漢語的歷史和上古的句法關注較多，該書完成後將是第一本系統地使用形式句法理論來解釋漢語歷史句法演變的專著。

我在美國念書教學近二十五年，然後從哈佛來到中大。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來這裡，我現在可以說，因為這裡有韻律。說到文化，漢語的靈魂是韻律；我覺得雙音節的韻律單位是漢語之魂――不管是哪個方言。如果再深入追究的話，它是漢語產生聲調以後才導致的結果。說韻律是漢語之魂，不單單因為它組詞造句的威力，還包括它在文學創造上的能力。與此相關，我們將來研究的一個重點――同時也是非常引人入勝的一點――就是我們的二元性思維和韻律的關係。趙元任先生說，如果我們沒有「陰陽、善惡」這類雙音對立的詞彙的影響，我們所以有那種「兩極、陰陽」的思維方式是很難想像。如果真是這樣，我們需要進一步叩問的是：雙音節產生二元性思維的必然性在哪裡？如果把它找到了，那就真的能用我們的韻律來揭示我們思維和文化的奧秘了。顯然，在這些問題的考察過程中，我們把文學、韻律和文化結合起來了，也就把我們的文化宏揚光大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