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格文教授　中國研究中心講座教授

勞格文教授於1975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前往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跟隨康得謨教授及施舟人教授進行博士後研究。1976年擔任施舟人教授主持的道藏研究項目秘書，並於1977年成為法國遠東學院（EFEO）研究員。在接下來的23年間，他繼續進行歷史及民族志學的研究，成果豐富，所發表的學術著作包括30冊《傳統客家社會》系列。2000年他被任命為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道教和中國宗教史」講席教授。自2008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講座教授，並主編八冊中國宗教史系列著作，梳理中國宗教歷史的重要範式轉變。

一、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歲月

1990年我與李穆安（Jacques Lemoine）教授在巴黎做研究，李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聯繫密切，他問我有沒有興趣代替他到中文大學任教。同年，後來成為法國遠東學院院長的戴仁（Jean-Pierre Drege）教授也邀請我代替他到中文大學訪問，他出於某些原因未能到香港訪學。我很高興有機會到香港訪學。我自1980年開始在台灣做田野調查，發現台北正一道教的源頭其實在福建省詔安縣，而且與客家有密切關係。1987年我決定將田野調查從台灣轉向中國大陸。我認為要去中國大陸做田野調查，香港是最理想的駐紮地，這裡國際化程度高，且地理交通便利。出於這些考量，我在1990年來到香港。

我開始在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人類學課程，但我很快發現，因為西方人類學的所有觀點與西方及歐洲文化緊密相連，在講解人類學理論之前，我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向學生解釋西方歷史與文化背景，一門人類學理論課最後變成了西方歷史文化課。這次教學經歷讓我深深體會到本地化的重要性。當時我有幸認識宗教系的李熾昌教授，他對本地化及跨文化適應研究很有興趣，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當年法國遠東學院也有不少同事從事宗教研究，我與李教授都認為應該推動中文大學宗教系與法國遠東學院的長期合作，由此開啟了雙方後來成果豐富的合作關係。李教授是最初推動這些合作的關鍵人物。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往返於香港和法國之間，留在香港的時候大概有五年。我與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和後來的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教授輪換着在中文大學訪學，這兩位教授也都在宗教系開設課程。1993年中國文化研究所為我們設置了專門的辦公室，我也因此認識陳方正教授，並經常和他談起中國文化研究所與法國遠東學院合作的可能。1994年，我作為法國遠東學院的代表，與中國文化研究所正式簽訂長期合作協議，並在中國文化研究所設立永久的法國遠東學院中心。因為在中國文化研究所辦公，我經常有機會和饒宗頤教授交流並向他請教學問。早在八十年代我在法國便與當時造訪巴黎的饒宗頤教授有過接觸。記得有一次，我很幸運地和饒宗頤教授一起探訪法國南部的拉斯科洞窟。饒教授在洞窟中用右手在左手手心中一筆一畫地摸索着洞中壁畫的成型過程，他淵博的書畫知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我也去聆聽饒教授在汪德邁教授（Prof. Léon Vandermeersch）的課堂上開設的甲骨文系列講座。來到中文大學後，我得知饒教授也在中文大學。於是我每次從中國大陸完成田野調查回到中文大學後，都去拜訪饒教授，和他交流我的田野調查新發現。記得有一次我從福建省西南部的連城縣帶回幾幅圖畫的照片，饒教授看完以後認為這些圖畫可以媲美中國的宮廷畫。饒教授常常對我的研究給予肯定，這些認可激勵我不斷推進自己的田野調查研究。

1996年我和楊彥杰及歐大年（Daniel Overmyer）兩位教授一起到福建省壽寧縣做田野調查，看一位道士演出木偶戲，那一次的田野經歷讓我們眼界大開。歐大年教授是當時宗教系的署理系主任，他回來以後決定在中文大學推動田野調查研究。在這一機緣下，我與宗教系的譚偉倫教授開始了長期的合作研究。1997年香港回歸的第二天，我便和譚教授一起出發去做田野調查了，自此以後，我們在客家傳統社會系列研究上進行了二十多年的合作。

2000年我被任命為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道教和中國宗教史」講席教授，同年我離開中文大學法國遠東學院中心，回到法國任教。2004年我作為訪問學者到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學，2007年中文大學歷史系邀請我再次回到中文大學訪學，在訪學期間我主講了四場講座，並把這些講座內容整理成專書China: a Religious State出版。同年春天，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蘇基朗教授邀請我到中文大學任全職教授。我與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溝通以後，決定申請兩年假期到中文大學任教，給自己一次嘗試的機會。2008年我正式來到中文大學任教，並很快發現這正是我長久以來一直嚮往的工作。向中國學生講授他們自己的文化，對我而言是一個啟示的過程。1949年以後宗教在中國大陸幾乎被徹底遺忘，現在這些中國學生來到香港，重新認識自身的文化傳統。能夠把這一缺失的歷史部分重新傳遞給中國的學生，我感到非常滿足。當年我在哈佛大學學習中國文學的時候並沒有機會了解這一缺失的歷史，直到後來在巴黎跟隨施舟人教授學習，我才意識到自己之前對中國歷史的理解是嚴重偏頗的，這是我的重大啟示，我從此全心投入道教研究。多年來與我合作的同事也有同樣的感受，每次完成田野調查研究，他們都感覺又重新認識了自己的文化傳統。

自2008年至今我在中文大學教書已長達九年。我最大的收穫是看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在中文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後，仍繼續到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這些世界著名的學府攻讀道教研究博士學位。學生們被他們所發現的自身文化的新面貌所吸引，繼續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對自身的文化傳統做進一步的探究。看着這些學生對自身文化的不斷追尋和發掘，我感到很激動。我認為接收來自中國的學生並深化他們對自身文化的理解，正正是中文大學的主要功能之一，更是中文大學的使命。

二、我對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的看法

中文大學建校之初的使命是傳承中國文化和歷史，這也是中文大學的魅力所在，對於國際學生而言更是如此。但是，我認為如果中文大學能夠把校內與中國文化研究有關的部門更好地組織起來，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會變得更加強大。在美國的高校裡，不同學系的老師可能教到同一批學生，因為學生們可以自由地在不同學系選修課程。中文大學現存對學系的財務政策妨礙了不同學系學生的跨系選課，這一政策影響中文大學發展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化研究社群。

中文大學應該保持自身的特色，堅持推動中國文化研究，這是中文大學對人文學科的貢獻。若是把校內中國文化研究的不同學系，包括宗教系、哲學系、考古系、中國語言文學系及歷史系等綜合起來，中文大學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深度是美國最好的大學都無法媲美的。校內中國文化研究的老師及國際學者的組合亦是推動跨文化對話的關鍵。中文大學面臨的主要挑戰仍是如何把不同學系的中國文化研究資源更好地結合起來，建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化研究的學術社群。

隨著亞洲日益呈現新的活力和發展決心，中文大學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推動中國文化發展的建校使命正是中文大學能夠在世界保持其特色的關鍵因素。中文大學提供的中國社會氛圍及中文語言環境對於國際學生而言意義重大，以中文大學為起點，國際學生可以很便利地前往台灣或北京獲得進深的中文訓練。學習文化必須直接接觸文化，因為文化不僅是書本記載的知識，更體現在人們的生活中。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在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訪學非常愉快。當時研究所正處於非常活躍的時期，大批德高望重的學者，如金觀濤、劉青峰、劉殿爵、饒宗頤等一批教授都聚集在這裡。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全面整理中國古代傳世及出土文獻，並建立電腦資料庫，這一項目對推動中國文化研究做出巨大的貢獻。中國文化研究所是一個科研機構，本身有長期固定的研究項目，角色定位很清晰。我認為，文化研究所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如現有的研究項目及先進的文物館資源等，發展成專門進行深度研究的科研機構。聘請長期的訪問學者並推動博士後研究有利於推動中國文化的深度研究。

相比之下，我們中國研究中心的功能和使命則完全不同。它首先是一個教學單位，英語是主要的教學語言，目標是推動中國研究的國際化。我認為中國研究中心應該把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之一，但要實現這一點需要大量的準備工作。目前中心的主要任務是鞏固其自身的國際聲譽，吸引更多來自不同專業的國際學生進入中心學習。中心目前主要的課程都是關注當代中國社會，但我希望在未來中心的課程能夠涵蓋從古至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除現有的政治經濟政策外，更包含歷史、哲學、文學與人類學，讓國際學生獲得對中國文化更加深刻的認識。

三、我在中文大學的研究

2006年我在巴黎組織了兩場關於中國早期宗教的學術會議，並編輯出版會議論文專著《中國早期宗教：第一部分：商至漢（西元前1250年–西元220年）》（2冊）及《中國早期宗教：第二部分：分裂時期（西元220年–西元589年）》（2冊）。2010年底我與蘇基朗教授在討論開設有關中國歷史的新課程的時候，我想到了開設中國文化史解析，這正是我目前在講授的課程。2012年，我在中大再次組織的兩場有關現代中國宗教的學術會議，並編輯出版會議論文《現代中國宗教：第一部分：宋遼金元（西元960年–西元1368年）》（2冊）及《現代中國宗教：第二部分（西元1850年–2015年）》（2冊）。我們一共出版了八大冊有關中國宗教史的專輯，闡述中國宗教文化史上四次主要的範式轉變。正是因為在中文大學的科研與教學經歷，才激發了這些意義重大的研究成果。我在巴黎任教的時候，很難有機會到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正是在香港我才有機會重新開啟我的田野調查。在香港的訪學極大地推動了我的民族志學及歷史學研究，讓我受益匪淺。

2014年我們獲得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的三年基金贊助，為來自中文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廈門大學、溫州大學及浙江大學的博士研究生開設一個領袖培訓課程。課程每年八月開辦，為期約十二天，包含兩天前期課程，六天田野調查及一天學生報告。我們邀請田野調查經驗豐富的教授為學生講解進入田野調查之前的準備課程，其中包括楊彥杰、譚偉倫、葉明生等教授。學生們對這一課程的熱情很高，我們收到越來越多的報名申請。我們希望未來能夠爭取到其它渠道的資助以繼續推動這一課程的進行，同時我們也在計劃招收碩士甚至是本科學生，讓這些學生通過體驗獲得繼續深造的研究方向。我認為這一課程很有意義，我很樂意繼續推動這個項目。學生高漲的學習熱情是我最大的收穫和滿足。

經過多年的中國文化教學與研究，我最大的收穫便是自己深深地被中國文化所影響。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中國先秦哲學完全顛覆了我對哲學的理解。後來在巴黎，中國文化中極其豐富的宗教傳統又給了我第二次衝擊。再後來走入田野調查，在中國的鄉村行走和攀登聖山給了我第三次衝擊。這些衝擊讓我意識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它們不僅深刻地影響着我的教學和研究，更改變了我對全球化世界中關於人這一存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