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良教授先後於香港大學獲文學士及哲學碩士學位，後於英國牛津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主修中國藝術史。曾任教香港大學藝術學系，1989年起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至今，主講中國藝術史課程，包括中國書法史、中國繪畫史、藝術史學方法等。2002至2008年任研究院藝術學部主任，現為藝術系系主任及教授，並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研究範圍主要為宋代以來書法及香港書法史。曾先後主持三項有關香港書法史、《淳化閣帖》、清代乾嘉幕府書家的研究項目。除學術論文外，編有《北山汲古─中國書法》（2015）、《香港書法年表1901–1950》（2009）、《書海觀瀾》（1998、2008）、《合璧聯珠二》（2007）、《學道揚塵》（2003）、《筆墨論辯》（2002），以及部分《香港視覺藝術年鑑》系列的專書。

我在中學時主修理科，到預科時才轉讀文科，其後考進香港大學文學院。仍記得在選科咨詢日中偶然看見藝術系的幻燈片宣傳，便馬上決定除了原定的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外，亦將藝術選為一年級的修讀科目。箇中原因很難解釋，但或許是出於本身從少便喜愛書寫中國書法吧。當時港大藝術系只是開設的第二年，系主任是莊申教授（其父莊嚴是前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到二年級時，我已將學業重心完全放在中國藝術史上。由於藝術系非常年輕，故校方仍未容許單獨主修藝術，因此我是藝術與中文雙主修，但實際上我的興趣全在中國藝術史。當年香港大學是三年制，學制比較簡單，我修讀的科目是「中國繪畫史」、「中國陶瓷史」、「中國雕塑史」、「藝術理論」。在大學的最後一年，莊教授休假，來自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周汝式教授來系擔任訪問教授。本科畢業後我繼續在港大藝術系進修，適逢時學顏教授由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轉職到港大藝術系，我因此在她的指導下，撰寫碩士論文，研究遼代陶瓷。莊、周、時三位教授皆學識淵博，是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權威，其中莊教授和周教授皆研究畫史，前者擅長傳統文獻考證，寓目書畫無數；後者教學重西方視覺分析，從風格判別畫蹟真偽；時教授則專精考古美術，學風嚴謹。回顧在港大的學習，匆匆數年，能先後得到三位老師教導，殊屬幸運。因緣際會，臨近碩士畢業時，我的一位同學申請到國外繼續深造，並留下一些申請表格，我遂向時教授請教，她建議我申請英國牛津大學，跟隨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蘇立文教授的專長是中國繪畫史，尤其關注二十世紀，與我當時的陶瓷專業不太相關，但時教授建議我應在陶瓷之外，開闢另一研究領域，故最後決定研究我一直喜愛的書法。時教授更為我找到私人贊助，遂得以負笈英國，開展一個重要階段的學習。在牛津期間，蘇立文教授的學術視野與學者風範，對我有著深刻的影響。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南宋書法，並以趙孟堅為焦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學術界，以中國書法史為博士研究課題，仍然非常罕見，因此可以作為參照的博士論文頗為缺乏，但在一個仍有待開發的領域耕耘，卻頗有滿足感。在牛津大學短短兩年，便收到時教授的通知，希望我回港大藝術系授課，講授中國繪畫史。雖然只是暫時性質，但卻是難得的機會，可以在撰寫博士論文的同時，增加大學的教學經驗。兩年後，我轉到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一直至今，轉眼超過二十年了。在這期間，中國藝術史在藝術系的課程中不斷壯大，而我則有幸參與其中。對我來說，開設中國書法史科目最是難忘，因為書法史既是我的專業範圍，可讓我教學相長，同時又是本地大學課程中所沒有的科目，有開創先河的意義。另一方面，在高美慶教授領導下，藝術系亦開設了中國藝術史的博士課程，以培養高水平的學術人才，加上後來蘇芳淑教授由美國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前來任教，並開展了課程改革，故在中國藝術史教學和研究上，中大藝術系成為了無可爭議的重鎮。

中大的藝術史教學與研究，與中國文化研究所中的文物館密不可分。我在中大的日子中，先有高美慶教授兼任文物館館長，後來蘇芳淑教授亦先後兼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和文物館館長，而我目前則是文物館的禮任研究員和咨詢委員會的當然委員，故藝術系與文物館合作無間，是自然不過的事。除了利用文物館藏品為教學實物研習外，我亦得以參與和文物館有關的學術活動，例如講座、研討會、出版等。較早的大型活動是在1997年，當時適逢藝術系四十周年，藝術系與文物館合辦了一系列的節目，其中我擔任「中國書法國際學術會議」的籌備委員會主席，首次邀請世界各地的書法專家雲集中大，就中國書法的鑒定、史論及教學進行研討，並邀請名宿討論書法的創作問題，會議的最後一節更安排了雅集揮毫。翌年我將會議中宣讀的論文收集編纂，並選載了雅集中的部分書法，出版了名為《書法觀瀾》的論文集，在書學界頗受重視。2007年藝術系和文物館再次合辦的「書法觀瀾二」國際研討會與論文集的出版，可說是此次盛會的延續。

說到和文物館的合作，可謂多不勝數，其中和書法研究相關者，我覺得除了上述的兩次學術會議和論文集外，近年我所編製的兩套圖錄，亦是意義深長。該兩套圖錄是《合璧聯珠二》和《北山汲古──中國書法》。在編製的過程中，我邀請了藝術系的研究生撰寫書蹟解說和題跋釋文。對於同學來說，能夠參與大型圖錄的製作，是非常難得的機會；而對我而言，則是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工作。其實邀請研究生參與圖錄製作，甚至是展覽籌備，蘇芳淑教授的「松漠風華」項目已開其端，我不敢掠美。我目前正在編製的《合璧聯珠三》，以及之後的《北山汲古──中國繪畫》，亦是以這種師生合作的方式進行。能在中大開展這些項目，可謂得天獨厚，因為文物館確是中國藝術史教學與研究的重要資源。

我主持的書法研究項目，亦包括香港研究資助局贊助的三個計劃，先後探討香港書法史、《淳化閣帖》以及乾嘉時期幕府書家。較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書法史的研究。這項研究計劃的目的是填補香港藝術史研究的空白，尤其是二十世紀前半期的香港書法。香港書法的早期發展十分依賴從大陸南下的文人，他們的書法及相關活動，都與保存國粹、文化救國、籌款賑災等時代議題息息相關，是香港早期藝術發展中的重要部分，這段歷史的缺席，殊為可惜。在經過三年的研究，除了發表一系列的論文外，亦包括於2009年出版的專書《香港書法年表1901–1950》。此外，計劃過程中所建立的香港書法資料庫，亦方便了當時以香港書法為研究範圍的博士生陳雅飛，最後完成了名為《傳統的移植──香港書法研究（1931–1940）》的博士論文。

對於未來的書法研究，我對藝術系所培育的年輕學者寄望甚殷。過往在藝術系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的同學，便有不少是以中國書法為研究專題。這些年輕學者目前分布於兩岸三地的大學、博物館及與藝術相關的機構裡工作，於不同的崗位繼續中國書法的研究。上述《北山汲古──中國書法》圖錄中所收載的八篇專文，便是出自他們之手。回想以前自己求學的年代，以書法為博士論文專題者可謂寥寥可數，「拓疆開荒」雖然有滿足感，但有時也難免感到孤單。不過時光飛逝，轉眼間已是另一世界。目前書法史研究正是方興未艾，後浪湧現之迅速，實遠遠超乎以往所能想像。可以預見，藝術系在培育書法研究人才上雖見成績，但未來依然是任重道遠；與此同時，亦可預見藝術系將會進一步與文物館加強合作，携手致力於書法以及其他中國藝術領域的研究，從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這既合乎藝術系所屬的新亞書院的宗旨，亦可配合中國文化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重視中國文化研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