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宗義教授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轉至歷史系攻讀哲學碩士，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後又回到哲學系並以十七世紀中國儒學的轉型為題完成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包括：儒家哲學、當代新儒學、中國哲學史、中西哲學比較等。鄭教授現為哲學系教授及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自2005年在中大哲學系成立以來，主要的工作有三方面。一是舉行學術會議，成為促進同行交流的學術平台。二是設立面向中國大陸、臺灣及海外學者或研究生的短期訪問計劃，讓研究者能自由地在中大進行學術交流。三是出版學術刊物《中國哲學與文化》，該刊至今已出版了十輯。這些成果全賴中心前主任劉笑敢教授的努力。劉教授主持中心的時期，把自己的研究興趣與中心的工作結合，主要表現為探索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例如經典的詮釋、簡帛資料與中國哲學研究及儒學的多重身份等。年多前劉教授退休，鄭宗義教授接任中心主任一職。

鄭教授的研究興趣集中於兩方面。一是中國哲學史特別是儒學的清理工作，一是中國哲學思想的開發工作。對於哲學史的清理工作，他強調這不是從事歷史工作，也不是從事文獻工作，而是要以哲學的方法來好好整理傳統思想。並且只有在清理的基礎上，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才可能。事實上，在今天的漢語學術界中，中國哲學的學科規範仍未全面、嚴格的建立起來。所以不少稱為中國哲學的研究，仍無法清楚區別於思想史的研究、學術史的研究、文獻的研究等；它們並未能突顯哲學研究的特色。鄭教授的一項寫作計劃：《明代心學的課題與發展》，反映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用心。對於中國哲學思想的開發，鄭教授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把研究指向具普遍意義的哲學問題的思考，亦即從哲學問題出發去重新了解、詮釋中國哲學的文本，挖掘其中能提供的思想資源。他正在撰寫的著作《返本與開新——傳統與現代儒學的再演繹》，就是朝着這方向而努力。書中包括：重新詮釋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及當代儒學與民主的思考；對儒學一些核心概念作仔細分析，如孟子的「心」、宋明理學的「理氣」等；從三教合一、當代新儒家的存在體驗或宗教經驗等來探討宗教對話的問題；以至當代儒學對一些新觀念如「哲學」、「真理」等的借用（appropriation）及對既有觀念如「儒學」的重新構想。

作為研究中心的現任主任，中心未來五年甚至更長遠的工作目標是什麼，這是鄭宗義教授所必須面對的問題。鄭教授的初步構思，亦即是這次「午間雅聚」的講題：「中華人文經典的閱讀與教學」。這個課題一方面是理論的，另一方面是實踐的，具有很強的現實關懷。鄭教授首先以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情況為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臺灣在國民黨執政時已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作為高中生的必修科目。之後由於政黨輪替，曾一度廢除。直至2011、12年，在學術界有心人的推動下，出版了以《四書》為主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上、下冊），並成為高中國文科的選修範圍之一。這套教材以生活小故事帶出問題，再配合經典文句的釋讀，引領學生將經典的理解應用於生活層面上。但這項舉措在臺灣引發了很大的爭論，在學術界、教育界都有反對聲音。這其實牽涉到如何理解中華文化經典在臺灣文化身份認同中的定位。2013年，北京中華書局與臺灣方面合作，把教材引進中國大陸，改名為《中華文化基礎教材》。中華書局更與多所重點中學建立中華傳統文化（高中）教學研究基地，在中學展開教學試點。近年來，大陸在中華傳統經典的研究與教學上都有長足發展，這不純然是國學熱的風向，而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希望能從教育下手改變人心，解決社會道德的嚴重滑坡問題。那麼，香港的情況如何？雖然加強高中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亦是HKDSE中文科的教學目標之一，但在考試導向的教育氛圍下，學生的學習大有變質為操練應試技巧之虞，了解中國文化的教學目標到底能落實多少，仍是一個問號。

回到中華人文經典的閱讀與教學，鄭教授以他在哲學系的教學經驗為例，分析了箇中的關竅。一般而言，哲學系側重訓練學生對文獻進行哲學分析的能力，這用傳統的話說，即是「義理講明」。例如，要探究文獻的三重脈絡：歷史的脈絡（historical context）、文本的脈絡（textual context）、當代的脈絡（contemporary context）。其中最後一重脈絡強調使哲學研究有別於歷史研究、文本研究之處，換言之，即要活化經典，努力挖掘經典對於思考和回答現代問題的可能意義，這才是「做哲學」（doing philosophy）。而這又必須從仔細閱讀經典的文字中去還原其中探究的問題（即問題的測定）及其思考的思路（即理論系統的闡述），最後還要做理論效力的評估工作。

但對上述哲學分析的閱讀方法，鄭教授提出了一個挑戰：即我們若用自己個人的生命經驗去質疑這些經典的話，是否會產生迥然不同的感受？例如，我們都經歷過讀書應付考試或寫作論文的艱苦，那麼《論語》的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似乎是讀不通的。對此，宋儒朱熹便說過：「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朱子語類》卷十一，〈讀書法下〉）古人認為讀書如只解文義，不求與自己的生命相印證相發明，不把書中的道理變成自家道理，是學不見道，枉費精神。不過，若以為「學問講明」與「自家道理」這兩種讀書方法是古今的差別，那是誤解。實則古人的讀書方法是兩者兼備的，這只要讀一下朱熹的〈讀書法〉即可以知道。

其實真正的古今差別在於：對古人而言，「學問講明」與「自家道理」這兩種讀書方法是不可分離的（inseparable），但他們有時會忽略兩者同樣是不可化約的（irreducible），即自家在經書中獲得的體認並不能取代考證訓詁和文義解釋等工夫。相比之下，現代人則過於強調兩者之間的不可化約性，甚至以為兩者是可以分離的。例如，我們可以在大學課堂講解經典的字句篇章、哲學思想及當代意義，但是否要將之變成自家道理則是屬於個人的事，與學術研究無涉。在現代學術的背景下，我們將傳統經典變成了一門學科，將理解（understanding）與應用（application）分別開來，強調客觀研究的重要性。這些都與二十世紀中國傳統學術的解體及將它在現代西方學術分類中重建的歷史有關，此處不能多說。與本講密切相關的是，閱讀經典若忽略自家道理的一面，只追求精緻的理論建構，那麼經典的意義便將大大的收窄為只是對研究者而言的意義。因此，我們需要將兩者重新結合，才能活化傳統經典的意義，恢復傳統經典在現代教學上的意義。特別是如果我們要將中華人文經典的閱讀從大學推廣到中學，甚至小學，那麼「義理講明」與「自家道理」之間的輕重更需要作相應調整。鄭教授希望這可以成為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今後的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