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華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同時擔任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主任及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古代文獻、古籍校勘及工具書編纂。

何志華教授於「午間雅聚」活動中與聽眾分享了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的研究計劃──「先秦兩漢詞彙綜合研究──古代漢語多功能網絡辭典之構建」。計劃旨在全面整理及研究先秦兩漢詞彙，為先秦兩漢詞彙發展的研究提供數據資料，以處理文獻斷代與哲學思想傳承的問題；編纂及出版各種「先秦兩漢文獻詞彙資料彙編」及專門辭典，建立先秦兩漢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多功能網絡辭典。更重要的是，當研究者查閱某一個特定詞彙時，該數據庫可以同時提供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相關資料，彌補了現時大型詞典無法同時顯示同一詞彙在出土文獻及傳世文獻的所有用例之缺失，也是迄今所見詞彙電腦資料庫無法提供的檢索功能。

研究計劃的第一期以處理出土文獻為主，先秦兩漢傳世文獻為輔，與浙江大學合作判斷詞彙釋義；第二期則運用古籍研究中心所開發的中國古代雙音節及多音節詞彙資料庫自動編纂程式系統，建構網絡辭典。為何要進行古漢語研究，並建立這樣一個包攬了出土文獻及傳世文獻的網絡辭典？究竟它對古籍研究及哲學思想研究有何裨益？何志華教授從以下四方面，解答了這些疑惑。

首先，古漢語研究對文獻斷代有所影響，可以1973年出土的定州竹簡《文子》為例說明這一點。原來被判定為漢以後所作的偽書：《文子》，卻出現在這批寫作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的竹簡中，遂有學者推斷其成書於戰國中期或末期。何教授通過比對出土《文子》與今本《文子》，發現今本中的「朝廷不恭」一語，竹簡本卻作「朝請不恭」。根據《史記集解》，「朝請」為漢律，是諸侯於春、秋兩季朝見帝王之禮。因此，他認為竹簡《文子》的成書年代，不可能在西漢之前。正如此例所展示的，如果能夠盡可能將所有詞彙的年代都記錄在資料庫中，那麼在理論上，我們就有更多的線索去推算文獻甚至文獻其中某一部分文本的撰作年代，文獻研究也將呈現新的思考模式。

其次，資料庫還可以幫助研究者追溯古漢語確切的原始出處。何教授指出，其實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的一些詞彙中，有不少在古漢語中已經存在。研究中心的計劃將現代漢語常用詞彙注入先秦兩漢資料庫，及甲骨文、金文、竹簡帛書等出土文獻資料庫，加以配對、排列，可以系統、並且大規模地進行詞彙溯源工作。此舉不但能將各種詞彙上溯至殷墟卜辭年代，甚至能對現有之大型詞典，作出補充及修訂。如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中的「解構」一詞，其實已見於《淮南子》，即解開再拼合的意思。至於「隨意」一詞，習用於現代漢語，《現代漢語詞典》中解為「任憑自己的意思」。根據資料庫檢得結果，先秦兩漢傳世文獻中未見「隨意」一詞，惟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則有「恬惔(淡)隨意」一語。此語不見今本《六韜》，然見於漢墓簡文，則可證「隨意」一詞出現年代下限當為西漢。此一書證，較之《漢語大詞典》所錄「隨意」的最早用例為《三國志‧程曉傳》，年代大為提前。先秦時期雖未見「隨意」一詞，然《莊子‧天道》有「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或可視為「隨意」一詞之詞源。

再次，古漢語研究對於文獻傳承和哲學思想淵源的研究會有所助益，以《莊子》與《荀子》的關係為例。一般而言，當人們談及此二者的關係時，會認為莊子屬於道家，荀子屬於儒家（或儒法家），因而不贊同莊子的觀點，〈解蔽篇〉批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但學者如馮友蘭、王叔岷、David Nivison等均曾指出，莊、荀兩者的關係並非如此，他們均曾提及荀子似曾熟讀莊周義理，可惜沒有具體列出所有書證。作為對於前賢的學術直覺的支持與證明，何志華教授所主持的研究計劃大有用武之地，因為詞彙是當時哲學思想之重要載體，若能考察各家用詞之異同，便能確立流派之間微妙的關係。在這些哲學觀念的背後，其實是一種詞彙相合的現象，《荀子》中的不少詞沿襲自《莊子》，並且只見於這兩本書，如「縫衣淺帶」、「一曲」、「大理」等等。

第四，資料庫的建立還有助於人們了解新生詞彙出現的原因，以《論衡》及《荀子》為例。王充「疾虛妄」，《論衡》刻意批判鬼神迷信思想，因而書中出現特別多與「鬼」相關的新詞語，他在語素「鬼」之前放置修飾語，以表示不同種類的鬼，如「正鬼」與「客鬼」、「疫鬼」、「虐鬼」、「魍魎鬼」。而在《荀子》中，因要論斷儒生修為高下之別，出現大量荀卿針對當時儒者而新創的詞彙，如「大儒」、「雅儒」、「俗儒」、「小儒」、「陋儒」、「散儒」、「腐儒」、「瞀儒」、「賤儒」等九種分類。

在展示了中國古代詞彙資料庫的建立對於古籍研究及哲學思想研究的推動與影響之後，何志華教授向大家介紹了中心的研究成果，包括最新出版的《〈孔叢子〉詞彙資料彙編》、《〈新語〉詞彙資料彙編》、《〈新書〉詞彙資料彙編》，以及未來的出版計劃。能夠在第一時間向海內外學術界公開研究成果，俾學界盡早得知所有詞彙分析結果，加快學界研究工作的進展速度，「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研究人員謹記切勿公器私用」。何教授娓娓道來，正是詞彙研究計劃出版宗旨之一。

最後，何教授借用瑞典知名漢學家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對研究中心過去編纂大型逐字索引的評論，總結了中國古籍研究中心至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來五年的願景：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給這種研究提供了非常優秀的條件。由劉殿爵教授與陳方正教授計劃以及何志華先生與何國杰先生編輯的《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與《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包括全部的從先秦時代到南北朝末年的著作的索引。
• 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索引超過以前所有的先秦和先隋的索引與引得。這個非常寶貴的資料給語法學家提供研究和分析從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演變的歷史的條件。這種語法研究對考證學的意義當然相當大。
• 完成這種非常廣泛的研究計劃可能需要國際性的合作，也需要一個組織這個研究計劃的機構。既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已經提供了這個重要計劃的先決條件，我認為香港中文大學應該負這個責任。……幾年前北京的孔子學院推薦了一個研究計劃，將《五經》新譯成外文。我個人認為在這裡所建議的計劃對漢學的意義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