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進莊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署理館長、藝術系副教授（禮任）

姚進莊教授現任文物館署理館長。他在芝加哥大學取得藝術史學士學位後，於牛津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由2006至2013年，他在西雅圖博物館任中國藝術部主任。作為一位明清至近現代的中國藝術學者，他的著作包括：Writing Modern Chinese Art: Historiographic Explorations（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09）及蓋蒂基金會贊助在線圖錄Remembering Days Gone By: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from the Seattle Art Museum Collection。他曾任教及演講於多間大學，包括華盛頓大學及西雅圖大學。

姚進莊教授首先介紹呂壽琨的生平及其創作。呂壽琨1919年生於廣州，22歲開始作畫，24歲獲得經濟學本科學位。1948年，28歲的呂壽琨隨全家移民到香港，並在油麻地小輪公司工作，直到1966年。1954年呂壽琨在香港舉辦了首個個人畫展，1956年出版其重要著作《國畫的研究》。50年代末期呂壽琨以香港山水為主題，進行大量寫生。1960年他在斯坦福舉辦個人展覽，隨後陸續在國外舉辦多個展覽。呂壽琨過世時年僅56歲。在他過世後，香港陸續為他舉辦了多個紀念展覽，香港中文大學亦在2013年為呂壽琨舉辦畫展。

姚教授觀察到呂壽琨生前常有機會在國外舉辦展覽，說明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受到外國藝評家的肯定。但在其過世後，紀念呂壽琨的展覽多是在香港本土舉辦。姚教授考慮這也許說明呂壽琨的藝術尚未獲得清晰的評價，並進一步考察藝術史領域對呂壽琨的評價。他以Art of Modern China一書為例，指出書中對現代中國藝術史的敘述基本遵循中國大陸的主要歷史事件劃分中國藝術的不同發展階段，香港及台灣的藝術則需另立章節說明。姚教授認為這一框架很難對香港及台灣的藝術情況有細緻描述。另一書《20世紀中國藝術史》對香港藝術及呂壽琨的評價是：「所有影響像風一樣吹過，多多少少也（在香港）留下一些痕跡」；「（呂壽琨）對古人的臨摹是混亂的，題材包括山水、花鳥、魚蟲、而手法卻兼工筆和寫意。這樣的教養不符合傳統」。姚教授認為這樣的評價突顯呂壽琨在國內外藝術史中受到忽視，並認為這樣的評價有失公允。

姚教授接著講述呂壽琨的創作及其藝術追求，討論呂壽琨對香港藝術乃至中國藝術的貢獻及影響。姚教授以呂壽琨1961年的一幅寫生作品《昂船洲》為例，指出這幅寫生採用簡潔的線條勾勒山水，突破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框架。相比之下，吳冠中直至1980年在《武夷山》這幅寫生中才出現類似的創作嘗試，可見呂壽琨對傳統國畫的創新嘗試起步非常早。

對於「（呂壽琨）對古人的臨摹是混亂的」這一說法，姚教授認為，呂壽琨對臨摹古人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呂壽琨說過，「水墨畫要教的是全面整體性的繪畫，再不是山水花鳥人物中某一個人的山水，花鳥或人物畫的八股形式。在臨摹中，目的何往? 傳移甚麼? 臨一張畫，有如拆開一幅牆，再由一個一個磚砌成一幅墻」。呂壽琨的臨摹在學習古人之餘，更帶著革新的目標。姚教授以呂壽琨臨摹高房山（高克恭，元朝畫家）的一幅畫為例，呂壽琨除了學習高房山處理霧氣的手法之外，更將其手法，構圖及筆墨應用於自己的寫生創作中，進行創新。另一幅呂壽琨臨摹元代四大畫家之一吳鎮的《漁父圖》，呂壽琨的臨摹沒有亦步亦趨，而是僅僅採用了吳鎮的基本構圖及圖畫中的基本元素，從而呈現不一樣的風格。後來呂壽琨也將臨摹吳鎮作品所學到的寫生方法用於自己的實地寫生創作中，進行創新。呂壽琨正是通過臨摹古代大師的畫作，學習他們的構圖，筆墨和設計，再進行自己的創作，在學習的同時脫胎於古人的傳統，開闢自己的創作之路。

呂壽琨在臨摹與創作之間經歷很多艱難的磨練，對於如何學習並掌握傳統的作畫方法，並走出臨摹的限制，開創自己的創新之路，呂壽琨有很深刻的體會。他認為：「學古人得其形便沾沾自喜者是蠢才；以為古人寫盡一切，所有神奇工巧，似已為古人所用盡，今無可變易者，是奴才」。同時他又指出，「藝術貴乎創造，祇有創造才新。但最新的，多源出於最舊，最底限度必曾受舊的影響」。他在新與舊，臨摹與創作，傳統與創新之間作出很多深刻的思考。

呂壽琨後來的創作更呈現抽象的風格。呂壽琨的山水寫生傳達著「可見」和「可感」兩個部分，這也是他在傳統山水畫的基礎上所作的創新。呂壽琨將這一思維用於其它題材，創作出後來著名的禪畫。他在50–70年代寫生創作時，與嶺南派的主張並不相同，他不認為嶺南派的細緻寫實為寫生的唯一方法，而是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對於自己的創作思路，呂壽琨說過：「自由者，是不受他人規限中，自己必須對自己有所規限，而非亳無規限也。隨意並非隨便……故好讀書才可以不求甚解；極端嚴肅的才會難得糊塗所謂大膽落筆，並不是胡亂寫作……必須多讀，多寫，多作，多有古人遺墨，多看自然之瞬息變幻，才會大膽落筆」。他認為，大膽的創新是建立在紮實的傳統作畫功夫之上。

呂壽琨對於香港及中國藝術的發展有很精確的預言。他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中說過，「香港水墨畫在中國繪畫史上劃下一度鴻溝，在藝術立場上，證見水墨開出造形輿抽象兩條大道，將中國繪畫有史以來一貫的自然現實表現形式，另闢新徑。這是水墨畫必成為將來中國繪畫主流的重要主因」。過去幾年繪畫界的發展恰恰印證了呂壽琨四十多年前的預言。

中國當代藝術始終面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抉擇與融合問題。呂壽琨很早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嘗試和思考。在深入接觸中國藝術與西方藝術後，他更體會到中國傳統藝術的特長，並認為中國傳統藝術能為西方藝術提供很好的借鑒。他認為，「國畫之氣韻，剛巧就是今日世界摩登藝術所要求達到之三原則的總和：思想之傳播，感覺的表現，瞭解的接觸。而以哲學文化為基礎，國畫祇論氣韻而不言美。實在是藝術上的至高表現。西洋畫系要等到廿世紀才確定藝術不一定美」。姚教授認為這一觀點彰顯呂壽琨對中西藝術的獨特理解。最後，姚教授亦借用呂壽琨對香港水墨畫的總結，回應西方及中國大陸藝評家對香港藝術的評價，「（水墨畫在香港）已成為中國繪畫的代表與主流……但，並不等於中國大陸或台灣亦承認其代表性」。姚教授認為，隨着學術界對呂壽琨及其他香港畫家的研究逐步深入，二十世紀的中國藝術史將呈現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