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 第三期
學術論衡:香港粵語與香港中文



鄧思穎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粵語與香港的語言

普羅大眾俗稱的「廣東話」,在學術文獻裏,一般稱為「粵語」。「粵」是廣東省的簡稱,本來「廣東」可稱為「粵」,兩者基本可以互換,如「廣東菜/粵菜」、「廣東大戲/粵劇」等。不過,語言學學界還是習慣以「粵語」作為專業術語,而不用「廣東話」。如果強調粵語作為漢語方言的地位,粵語也可稱為「粵方言」。在英語語境裏,「粵語」或「粵方言」稱為 “Yue dialects”, 以漢語拼音 “Yue” 代表「粵」。Yue Hashimoto(1972)的巨著Studies in Yue Dialects 1: Phonology of Cantonese,就是以 “Yue dialects” 命名;粵語研究最具影響力的學術研討會「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英文名稱叫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

粵語為中國境內漢語方言的一個區,而粵語內部又可劃分為「片」。《中國語言地圖集》劃分粵語為七片,即廣州、香港、澳門等地的「廣府片」;高州、陽春、陽江等地的「高陽片」; 台山、恩平、開平、新會等地的「四邑片」;吳川、化州等地的「吳化片」;南寧、桂平等地的「邕潯片」;玉林、封開等地的「勾漏片」;欽州、廉州等地的「欽廉片」。


                                                                    見《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漢語方言卷》


方言片之下,可以劃分為「點」。以廣府片為例,廣州、香港、澳門可分析為廣府片之下的方言點。學術上,一般以廣州作為廣府片的代表,而廣府片又為粵語的代表,甚至往往把「廣州話」和「粵語」這兩個詞等同起來。廣州話在粵語地區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力,流通比較廣,正如袁家驊等(1960)編的《漢語方言概要》所指,廣州話在粵語地區「享有相當高的權威,幾乎帶有標準音的意味」。反過來,在某些語境裏,如果沒有特別註明,「粵語」甚至默認為廣府片,包括廣州、香港和澳門使用的粵語,如「粵語流行曲」就是用廣州音所唱的流行歌曲;香港語言學學會制訂的「粵語拼音方案」(簡稱「粵拼」),當中的「粵語」,基本上就是廣州音;拙著《粵語語法講義》(鄧思穎2015)的「粵語」,是指香港的粵語。

如果保留用「粵語」一詞,而專指特定的方言點,則可冠以方言點的名稱以資區別,如「廣州粵語、香港粵語」。張洪年(1972)的專著《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就用了「香港粵語」一詞;鄭定歐(1997)《香港粵語詞典》,特意用「香港粵語」以別於廣州話。至於其他方言片,做法也是一樣的,如林華勇(2014)用「廉江粵語」、郭必之(2019)用「南寧粵語」等。

學術上也有一種做法,就是研究方言點的話,則以方言點的名字命名,省去方言區的名字,稱為「(方言點)+話」或「(方言點)+方言」,如把廣州粵語稱為「廣州話」或「廣州方言」,省去「粵語」二字。高華年(1980)的《廣州方言研究》、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1981)編的《廣州話方言詞典》、李新魁等(1995)的《廣州方言研究》等重要著作,都以「廣州」命名;吳開斌(1997)的《香港話詞典》就直接用「香港話」冠名。

嚴格來講,「粵語」是七個方言片的統稱,英語稱為 “Yue dialects”,當中的 “dialects” 是有表示複數的 “-s”。粵語之下的廣州話,英語可稱為 “Cantonese”,當中的 “Canton” 是廣州的舊稱。假如要區分廣州粵語和香港粵語,前者可稱為 “Guangzhou Cantonese”,後者可稱為 “Hong Kong Cantonese”。假如把「粵語」一詞默認為廣州話,在不引起混淆的情況下,也可以稱為 “Cantonese”,如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的英文是 “LSHK Cantonese Romanization”;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 English-Cantonese Dictionary: Cantonese in Yale Romanization(Kwan et at. 1991),中文書名稱為《英粵字典》;楊明新(1999)編的《簡明粵英詞典》,英文書名叫做 A Concise Cantonese-English Dictionary。另外,上文提及的「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早期的英語名稱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tonese and Other Yue Dialects”,明確區分 “Cantonese” 和 “Yue dialects”。[1]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公布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按慣用語言劃分的五歲及以上的香港人口,說廣州話的有626.5萬,佔88.9%。無疑,廣州話是目前香港社會最流通的語言。

香港不少原居民所說的粵語,並非廣州話,而是一種稱為「圍頭話」的粵語。圍頭話和廣州話都屬於粵語,但並不一樣。詹伯慧(2002)主編的《廣東粵方言概要》,按照語言特色和地理分布,認為圍頭話和廣州話應該分別屬於不同的方言片,圍頭話屬於莞寶片,跟廣州話的廣府片有別。現時,新界仍然有不少人會說圍頭話。

粵語其他的方言片,如四邑片,對香港粵語也應有一定的影響力。比如說,「灣」字在香港粵語本來讀陰平 “waan1”,[2] 但在部分地名如「銅鑼灣、土瓜灣、長沙灣」,則讀陽平 “waan4”。考察舊地圖轉寫、變調規則、例外讀音等證據後,劉擇明和鄧思穎(2020)認為讀陽平的「灣」,很有可能來自語言接觸,受四邑話低變調的影響。剛巧發展銅鑼灣一帶的商人利希慎是四邑人,銅鑼灣也有以四邑地名命名的「恩平道」、「新會道」,可見四邑人跟香港島北部的淵源,因此推測四邑片對早期香港粵語應產生一定的影響。

銅鑼灣恩平道

除粵語外,香港原居民的語言,也有客家話。劉鎮發(2001)在《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一書指出,從香港地名所見,有些命名顯然來自客家話,而不是粵語,例如「赤柱」用「赤」而不用「紅」,「蘇屋」、「李鄭屋」用「屋」而不用「村」。表示紅色的「赤」、表示村的「屋」,都不屬於粵語詞彙。

雖然圍頭話和廣州話都是粵語,但並不相同;四邑粵語跟廣州話屬於不同的方言片;客家話有別於粵語,屬於另一種漢語方言。這些廣州話以外的漢語方言,都對香港產生一定的影響,形成香港多元化的語言現象。

粵語的語法特點

跟普通話比較,粵語語法有不少值得注意之處。不光是語言學者非常重視的研究課題,作為語言比較的重點,也是一般語言使用者感到饒有趣味的現象。

附加在動詞之後的成分,根據語法學的分析,可以稱為「後綴」。普通話的動詞後綴,只有「了、過、著」,如「吃了飯」的「了」、「吃過飯」的「過」、「吃著飯」的「著」。這三個後綴,表達的意義,都跟「體」(即某種時間概念)有關。以香港粵語為例,粵語動詞後綴數量比普通話豐富得多。

除了可以跟普通話「了、過、著」直接對應的「咗、過、住」外,如「食咗飯、食過飯、食住飯」,還有不少普通話找不到的動詞後綴,形成如「食落飯、食定飯、食緊飯、食吓飯、食得飯、食翻飯、食埋飯、食晒飯」等例子。按照意義的劃分,包括體、事件、程度、變化、量化、情態這六類意義,衍生出四十多個粵語動詞後綴(鄧思穎2015),如上述提及「食咗飯」的「咗」(zo2)表達了體、「食翻飯」的「翻」(faan1)表達了事件、「食兩食就唔食」的「兩」(loeng5)表達了程度、「食到好攰」的「到」(dou3)表達了變化、「食晒飯」的「晒」(saai3)表達了量化、「食得飯」的「得」(dak1)表達了情態。

鄧思穎教授的著作《粵語語法講義》於2017年榮獲第十七屆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二等獎。
這是內地語言學界的權威獎項,也是首度有香港學者獲此殊榮 (Photo by ISO Staff)

粵語動詞後綴除了數量豐富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跟完句現象有關。所謂完句現象,即組成句子的基本成份都好像齊全,但仍然不能獨立自主地使用。對母語者而言,句子有尚未完備的感覺。粵語動詞後綴以不同方式符合完句條件,呈現不同的完句現象。根據完句現象,粵語動詞後綴可以劃分為三大類(鄧思穎2018b):第一類句子完整,不必再增加任何成分,如「佢嚇親我」(他把我嚇了);第二類需作適當的補充,如光說「?佢食定麵」(他提早吃了麵),顯得有點不太自然;第三類不能單獨說,如「*佢唱極」(他怎麼唱都……)。[3] 為了符合完句條件,每個謂語都需要被滿足,如通過約束關係或補充關係來實現。在這個分析基礎上,葉家煇(2019)進一步發揮,通過粵語動詞後綴「吓」(haa2)和「親」(can1)的完句現象,仔細討論約束關係。粵語的動詞後綴,不僅數量豐富,也表達了微妙複雜的意義,無論在語法學還是語義學方面,粵語動詞後綴都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除了動詞後綴豐富外,粵語的句末助詞也非常發達,成為粵語語法研究另一個令人注意的現象。所謂句末助詞,是位於句子末尾的虛詞,又稱為「語氣詞」或「語氣助詞」。普通話雖然有句末助詞,但為數不多,常見的句末助詞只有「了、來著、呢、吧、嗎、啊」等,如「吃飯了」的「了」、「吃飯吧」的「吧」、「吃飯啊」的「啊」等。[4]
 
相對而言,粵語的句末助詞非常豐富。以香港粵語為例,普通話這幾個句末助詞,大致上都有對應的說法,如「吃飯了」可說成「食飯喇」、「吃甚麼呢」可說成「食乜嘢呢」。不過,粵語還有不少句末助詞,是普通話所缺少的。粵語句末助詞的數目超過四十個,意義上可以劃分為事件、時間、焦點、情態、疑問、祈使、感情七類(鄧思穎2015)。

句末助詞跟小句搭配,小句的基本詞彙意義不變,但句末助詞所附加的意義,卻相當微妙,如小句同樣是「食飯」,基本的詞彙意義就是「吃飯」的意思,加上不同的句末助詞,如「食飯啩」和「食飯罷啦」的意義就不同,前者的「啩」(gwaa3)表達了揣測的情態意義,是說話人的主觀判斷,而後者的「罷啦」(baa2laa1)表達了提議的祈使意義,是說話人的勸告。通過運用不同的句末助詞,形成變化多端的搭配,表達微妙多變的意義,是粵語語法的一大特點。

粵語句末助詞不僅數量豐富引起注意,有些用例,甚至可以通過聲調變化,表達不同的意義。如讀作陰平聲的「啦」(laa1)、陰去聲的「喇」(laa3)、陽平聲的「嗱」(laa4),意義就不一樣。表示請求,可以說「食飯啦」;提醒聽話者,可以說「食飯喇」;表示疑惑、質疑,可以說「食飯嗱」,成為疑問句。這種聲調上的變化,也可見於其他句末助詞,如「食一碗咋」的「咋」(zaa3)有提醒作用,而「食一碗喳」的「喳」(zaa4),就表示了疑惑、質疑。張凌、鄧思穎(2016)更論證了「食飯哦嗬」的「嗬」(ho2),並非普通的陰上聲,而是一個上升的語調。這個上升語調,也表達一定的語義,甚至可以分析為一個超音段成分的句末助詞。把語調分析為句末助詞,並非不可能。粵語表示疑問的上升語調,跟疑問類句末助詞呈現互補分布的現象(鄧思穎2006),語法上的互排性,間接證明了語調的語法地位;Wakefield(2010)論證粵語某些句末助詞跟英語的語調有相同的地位;Zhang(2014)進行實驗語音學的研究,認為粵語具有超音段成分的句末助詞;祁美瑩(2019)利用粵語的升降句調,探討語調和句末助詞的語法關係;劉擇明(2019)詳細分析粵語句末助詞「啊」和語調的關係;Tang(2020)進一步論證「嗬」的上升語調應佔有一個句法位置,處於句法結構的最高層。

利用粵語句末助詞的現象,我們可以探索語法和音韻的關係,也就是學界所講的「接口研究」(interface study),突破以往語法學研究的盲點,對語言現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從接口研究的角度思考,我們會感到好奇:為甚麼粵語像「喇、咋」等類的句末助詞,能通過聲調變化而表示不同的意義?聲調,如陰平聲、陽平聲,有甚麼語法作用?粵語的語調怎樣跟句末助詞結合在一起? 這些問題,都是目前粵語語法學研究者關心的問題,是學界有待深入探討的現象,也是普通話語法沒有的現象。粵語句末助詞研究,既可彌補漢語語法研究的不足,又能增加我們對漢語的認識。

香港中文與全球華語

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說,漢語研究應放眼於全世界的華人群體。以宏觀角度研究當前整體的面貌,不僅有助認識漢語的特點,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對語言的本質有更深刻的理解。全球華語研究,就是從這個宏觀的角度出發,探討全世界華人所聽所說的漢語、華語,所讀所寫的中文、華文,就是「從全球性的視角,展開華語的語言規劃與語言戰略等問題的研究」(周清海2017: 64)。換句話說,全球華語研究是放眼全球華人社區,而不局限於某地某種語體的研究。

全球華語絕對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不同的變體組成。我們可以通過時代、地域、方言、語體四項參數,窺探全球華語的變體,了解全球華語的整體面貌(鄧思穎2018a)。全球華語是各個變體的集合體,由變體組成全球華語大家庭的一份子。通過參數異同的分析,探究變體的沿革與接觸關係,加深對全球華語的認識。以歷時與共時、境內外與國內外、共同語與方言、口語體與書面體這四組因素,作為分類標準,對全球華語的語言面貌作系統性的描述和分析,有助推進全球華語研究的工作。

香港中文,又稱「港式中文」,可理解為「以標準中文為主體,帶有部分文言色彩,並且深受粵語和英語的影響,在辭彙系統、詞義理解、結構組合、句式特點以及語言運用等方面跟標準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區普遍使用的漢語書面語」(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 6)。香港中文不僅在香港普遍使用,也對全球華語有一定的影響,應視為全球華語的一份子。

以全球華語四項參數來分析(鄧思穎2018a),香港中文應該定位為通用於現代香港社區的書面語;至於普通話,則應定位為通用於現代中國境內的口語。兩者的差別,主要在於流通的地域, 前者是香港社區,後者是中國境內。另一個差別是語體不同,前者是書面語,後者是口語。至於「標準中文」是甚麼?根據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3)的理解,「把『普通話』解釋為標準漢語的口語,至於漢語書面語,則稱其為『標準中文』,兩者合起來就是『標準漢語』」。一個狹義的理解,就是把「標準中文」的使用範圍局限於中國境內。用全球華語四項參數來分析,「標準中文」就是通用於現代中國境內的書面語。

近年學者提出大華語理論,這是全球華語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大華語是「以普通話/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李宇明2016),特指「除了地區方言之外的海內外漢語」(李宇明2017:3)。雖然大華語以普通話作為基礎,但卻是一種可以有「一定彈性」、「一定寬容度」的全球華人共同語(陸儉明2017)。按照全球華語四項參數分析,大華語應定位為通用於現代全世界華人社區的口語和書面語,而「全世界華人社區」應包括境內境外、國內海外的華人社區。

基於大華語理論的考慮,我們有必要把普通話、「標準中文」、大華語區分開來。普通話和「標準中文」可以作為大華語的基礎,但不等同大華語。最主要的區別,就是流通的地域,普通話和「標準中文」流通於中國境內,而大華語則流通於全世界。考慮到地域因素,香港中文既不是「標準中文」,也並非大華語。

在詞彙方面,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列舉香港中文的例子,大多數都跟粵語有關,尤其是同形異義的例子,如「認真當黑」的「認真」(確實)、「沒有加人工」的「人工」(工資)等,都是粵語的詞彙。這些進入書面語的粵語詞彙,形成香港中文的特點。

倫敦唐人街一角(筆者攝於2019年)


除了受粵語影響的詞彙外,香港中文還有一些用語,既跟粵語無關,也有別於普通話和「標準中文」,但逐漸影響全球華語,有成為大華語一份子的可能。比如說,「初步點算損失一星期營業金額」的「點算」(《明報》新聞網2020年8月17日),表示清點計算的意思,是香港中文常見的用例(鄧思穎2018a)。「點算」一詞,不是粵語詞彙,沒有收錄於粵語詞典,也不是普通話詞彙,不見於《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國語辭典》等重要辭書。搜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現代漢語語料庫」(簡稱「CCL現代漢語語料庫」),一共有九個例子。這九個例子,都跟粵港澳地區有關,或來自香港的新聞報道,或來自澳門的新聞報道。檢索「北京語言大學語料庫中心語料庫」(簡稱「BCC語料庫」),1945年至2015年七十年間的《人民日報》語料,只有四例;首例見於2001年,關於香港選舉的報導。至於台灣的報章,也有「點算」的用例,大多數是轉載香港新聞,少數屬於當地新聞,或文學創作。通過「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檢索「點算」一詞的用例,中國大陸有24個、台灣有159個、新加坡有41個。以一個收錄十四億詞的語料庫來說,雖然這兩百多個「點算」的用例不算甚麼,但也可間接說明「點算」在台灣、新加坡的使用,似乎有普及的趨勢。我們嘗試尋找美加、歐洲的華文報章,也得到一些「點算」的用例。

表示清點計算意義的「點算」,在二十世紀中前期也有不少用例。這種用法,仍然保留在香港中文裏。香港成為「點算」流通使用之地,估計跟當時社會某些活動有關(如選舉、捐款等)。「點算」用於某些社會階層、團體,在香港特定的社會背景下保留並發展起來(鄧思穎2018a)。至今「點算」逐步擴散,不僅成為香港中文較為通用的詞彙,甚至影響其他華語地區。雖然此詞在不同地域,仍然處於不平衡的發展狀態,但有擴大的趨勢。可以預測「點算」一詞,將來在全球華人社會也許有更大的影響力,應有條件成為全球華語通用的詞彙,進入大華語的詞庫裏。

語言現象並非鐵板一塊,一成不變。某些語言現象,昔日是標準,通行全國;經歷時代變遷,今天卻只保留在方言或地區中文,囿于一隅;但將來說不定又可能擴大影響力,遍及全球華人社會,成為大華語一員。變動不居,推陳出新,是語言有趣之處,也是語言研究吸引之處。

注釋

[1]籌辦首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的李行德教授和徐雲揚教授在2010年7月用電郵與本人討論,建議把「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英語名稱簡化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並獲香港語言學學會採納,一直沿用至今。

[2]本文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制訂的「粵語拼音方案」作為粵語音標。

[3] 例句的問號「?」表示語感稍遜,星號「*」表示不能接受、不合語法。

[4] 普通話有兩個「了」,一個是動詞之後的「了」,如「吃了飯」的「了」,屬於動詞後綴;另一個是句末助詞,如「吃飯了」的「了」。為了方便討論,文獻一般把前者稱為「了1」,後者稱為「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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