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元教授畢業於紐約哥倫比亞學院，其後獲密歇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66-1995年任加州大學語言學教授。1973年創立《中國語言學報》，擔任編輯。1992年獲選為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首任主席及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語言與人類複雜系統聯合研究中心主任。

因為調查報告顯示約95%的中國人是漢人，因此在大多數人心中，「中國人」和「漢人」幾乎是等同的詞彙。「漢」這個字使人想到很多關聯詞：「漢代」──是在公曆紀元之初同羅馬帝國分享世界的偉大的漢朝；「漢語」──是人們的官方語言；「漢化」──是中國化的過程；甚至普通的名詞，比如「好漢」，指涉男性氣質的原型（prototypes）。

但是這樣一種簡單的等同遮蔽了中國真實具有的豐富的文化多樣性，以及幾千年來被編織成當今中國這塊織錦中的多樣來源。不難理解有時西方科學家會忽略這點，比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Jared Diamond 在一篇1996年發表於通俗雜誌Discover的文章中稱中國為「統一性的帝國」（the empire of uniformity）。他對於中國的錯覺立刻受到了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已故歷史語言學家E.G. Pulleyblank於同年發表的文章批評。三年後，Pulleyblank在《中國語言學報》上發表了另一篇評論，對多民族共同構成中國的觀點給出了更為全面的研究。

我們無需費力便可蒐集大量證據證明這種多樣性。只要翻閱下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便可獲得中國是個變動實體的生動認識：從眾多新石器文明尚為孤立實體的時代，到約6000年前這些文明相互作用構成張光直稱作的「初始中國」（initial China），再到先秦時期文字書寫歷史開始在北方出現，一路歷經各朝直到我們今天的中國。舞臺的邊界在不斷變化、流動、收縮或擴張，同時伴隨著大量演員在歷史舞臺上出現、消失。許多這些演員的名字早在《詩經》和甲骨文時期就已出現，例如羌、戎、狄、氐、蠻等等。某些名字曾用帶有貶義的偏旁部首如犬、虫來書寫，透露出肆意的偏見。但是要想知道這些演員的真正面目尚需大量研究，而這才剛剛起步。

此項重要研究的一位早期先驅是已故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他1989年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文是啓發我的一個來源。此文簡要論證了中國人的多樣性以及應從此角度開展研究。在讀他敘述其1935年同新婚妻子在廣西大瑤山進行田野考察的文字時，很難不讓人感受到他的悲慟：

當時的大瑤山裡，老林密菁，羊腸小徑，野草蔓生，道路不辨。我們從11月18日開始進入瑤山工作，到12月16日從花藍瑤地區轉移到坳瑤地區的旅途中迷失了方向。我不慎誤踏獵人設下的陷阱，腿背受傷，王同惠下山呼援，天黑路險，溺水喪生。

初讀時此段文字在我心中留下難忘的影像，也開啟了思維的新視野。儘管如此，直到1997年，距費孝通的考察時隔65年之久，我才得以拜訪大瑤山，這要歸功於南開大學石鋒教授有效的領導力以及他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樂於助人的同事們的共同安排。令人驚訝的是，費孝通在其早期報告中記錄的當地原始的條件基本上依舊普遍。

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成立時，我在學會第一期通訊中曾建議此會的一項中心任務是：

將普通語言學的方法應用於在中國發現的語言，這毋庸置疑將包括許多非漢語言，比如阿爾泰語系（Altaic）、南島語系（Austronesian）、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 、藏緬語族（Tibeto-Burman）等，特別是在它們與漢方言的交互影響上。畢竟，中國是個完整意義上的語言聯盟（sprachbund）。她的語言結構在過去幾千年中由許多交織纏繞的線索被編織在一起。

根據這項任務，我們做了日常的田野工作以獲取基本詞彙，並把收集語料的一些過程錄影下來。我想學習一些瑤族語言，並將它與在其他省份分佈的苗族和畬族語言比較，這些語言都被推定為是密切相關的。在此趟行程前，我曾在墨西哥、吉爾吉斯斯坦的村子以及世界其他欠發達地區做過實地考察，但這都不足以使我應付一些瑤族社群居住地的淒涼狀況。然而不斷回蕩在我腦中的想法是這些人也是中國人，同我無二。與之對比，中國大都市耀眼的摩天高樓和揮霍無度的生活方式顯得太過喧囂紛擾。

數年後，也即2002年，我有另一機會拜訪更多少數民族。這次活動由北京大學的陳保亞教授發起，受到雲南省政府的官方邀請。保亞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我們的團隊包括當時正跟隨我在香港城市大學撰寫博士論文、現亦為北大教授的汪鋒。雲南大學的木霽弘教授組織了參訪全程繁複的後勤工作。此次行程中我最滿意的照片之一就出自保亞之手，我當時正在給一位抱著孫子面帶驚奇的普米族婦人展示我的數碼相機。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從相機屏中看到自己的影像。

我們像大篷車隊似的乘坐一輛轎車和兩輛小型貨車行進，拜訪了許多雲南西北與四川、西藏交界處幾乎無法交通的社區，這是中國一個狹窄的「波狀區」（corrugated region），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的源頭在此處交匯。一路上保亞、汪鋒和我與當地人交談、拜訪學校、參加他們的儀式，將我們的頭腦盡可能地裝滿他們的文化歷史資訊，盡情享受和珍惜這一寶貴機會的每一個瞬間。

儘量詢問他們語言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激動人心的地方、遇到了一些奇特非凡的人物。比如一天夜間，我們正在翻越一條狹窄的山路，去路被一些巨石堵住，心中猜測它們是被放置用來搶劫的。幸運的是我們的貨車上的人力足夠推開巨石，避免了麻煩。而那些奇特人物包括：一位擁有雄渾嗓音、能用約八種當地語言引吭高歌的英俊普米人；一位剛從麥加朝聖歸來的骨瘦如柴的學校教師；一個幾十年前被傳教士轉為基督教信仰的傈僳族社區，上演了一曲令人吃驚的漢德爾（Handel）的「哈利路亞」（halleluyah）。

許多雲南之旅的精華部分收錄在一份叫做「士元講課」的錄影帶中，在貨車中伴隨我們的出色的媒體團隊製作了這份錄影，現已對外公開：http://tiny.cc/b28j5w。我也曾在一份非常成功的臺灣科普雜誌發表短文，討論了學習這些語言和文化對深入理解中國和「誰是中國人」的重要性，請見：王士元.2002. 語言是雲南的文化寶藏.《科學人》 10. 58-59.

但那已是2002年之事，並且全球化帶來的均質化（homogenizing）影響已無孔不入。我們觀察到大量跡象表明許多這些語言存活不過一到兩代；一旦一種語言消失，其所支撐的文化也將隨即滅絕。這些語言和文化都是中國多樣遺產的一部分，整體地說也是人類遺產的一部分。過去數十年間，我們愈來愈意識到為我們的世界保存生物的多樣性非常重要，特別是瀕臨滅絕的動植物。文化和語言多樣性的知識，其重要性不亞於人類的均衡發展。

許多人長期致力於獲取人類多樣性的知識，其中包括我數十年的老友：曾志朗（Ovid Tzeng）和洪蘭（Daisy Hung）伉儷。曾志朗是臺灣聯合大學系統的校長，洪蘭是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的主任。多年來他們拜訪了大陸許多少數民族，經常捐贈書籍和其他財物給他們的學校。洪蘭還特別熱衷關心臺灣南島族（Austronesian minorities）的教育和社會福利。

理解人類多樣性至為重要，這一意識在各領域都有所增長。例如就像L. L. Cavalli-Sforza在2005年的Nature Reviews Genetics期刊所報告的，人們發起人類基因組多樣性研究計劃以提供一個更為平衡的視角來觀察人類如何在基因層面相異。類似地，E. B. Falk等人在最近一期的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中提出了關鍵的問題：「什麽才是一個有代表性的大腦？」說起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他們注意到「這項快速推進的研究的一個缺陷就是多數發現都是因為便利而基於少量樣本得出的」。顯而易見，我的基因和大腦與照片中普米族婦人的基因和大腦有著重要的差別。

一個社會科學家團隊在一系列發人深省的論文中深入討論了這種差別。在2010年的一期Nature中，J. Henrich等人提醒「我們大多數人並非WEIRD」。這些作者注意到：

人類學家早就提議：來自西方的（Western）、受過教育的（educated）、工業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WEIRD）社會的人——尤其是美國的大學生們——從心理學意義上說是地球上一群最不尋常的人。

將我們對於全部人類多樣性的知識建立在針對西方大學本科生的研究上無疑是簡單化和不恰當的，不僅對遺傳學和神經科學如此，對行為上的很多層面也是如此。我們不可忘記盲人摸象的教訓。對於理解人類多樣性來說，語言至關重要，因為它是我們藉以理解世界和溝通他人的主要媒介。就像法國的諾貝爾獎得主F. Jacob最近指出的：

我們用我們的詞語和句子塑造了我們的「真實」（reality），就像我們用視覺和聽覺塑造它一樣。

現在讓我們回到我在文章開始提出的問題：「誰是中國人？」很明顯現在的中國是由多民族組成的，他們在至少六千年的歷史中通過愛情或戰爭彼此溝通。我們是漢族人，通過數千年的同化鄰邦而成爲了絕大多數；我們是滿族人，統治了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但多已融入漢族；我們是回族人，沒有自己的語言，卻有獨特的文化；我們是瑤族人、普米族人、傈僳族人、白族人、蒙古族人、藏族人、維吾爾族人、塔吉克族人等等，一同來自很多古老的源頭。我們是費孝通所說的多元一體的合成。

我們被賦予很多共同的基因和神經迴路，我們分享眾多傳統和忠誠、信仰、行為等，尤為重要的是我們共通的書面語言，它在三千多年間將我們緊緊聚合在一起。但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所有這些觀察只是巨大冰山之一角，我們應當努力去最終深入理解這座冰山。許多中國偏遠地區的民族正在被鑒別，他們的語言還未被分析。另一方面，許多小社群的文化和語言正迅速消亡。關於「非WEIRD」類型的中國人是誰的知識，對於充分瞭解人類必定是一個關鍵的部分。

時值中文大學50週年校慶之際，我們在一種建設性的氛圍中結束此文，大學成立了一個新的「語言與人類複雜系統聯合研究中心」，簡稱CLHC（參見在建置中的網頁：http://clhc.cuhk.edu.hk）。在校長的支持下，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的葉彩燕教授、彭剛教授為中心的建立貢獻良多。CLHC在此聯合項目中的另兩個合作夥伴是陳保亞教授在北大、曾志朗教授在臺灣聯合大學系統主導的兄弟研究中心，前文均已提及。

我們在CLHC的名字中加入了「複雜」（complexity）一詞，是爲了強調在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研究中的最新發展所提供的多學科框架，預示著無論在中國人層面還是更為廣泛的人類層面，都將對引導我們思考探索追問自身的問題十分有益。語言，就像許多其他文化以及物理系統，是一個由許多交互影響的子系統構成的複雜適應系統，所有子系統都在持續並動態地適應其他子系統以及外界環境。

我認為建立CLHC具有長遠和歷史性的意義。我們的視角是多學科的，融合了人文學科的洞見和科學的方法，特別是語言學和認知神經科學。不朽的名著和偉大的科學同樣都是由我們非凡的大腦所創造，也同樣都是我們探索人類複雜性本質時洞見的寶貴來源。我們的目標是以實驗室的試驗來補充由田野獲得的對人類多樣性的一手觀察，利用行為實驗數據（behavioral data）和最近數十年才發展起來的強大的腦成像技術。

我們會首先集中調查我們的語言和文化中更為獨特的方面，比如我們說話的聲調，我們書寫的漢字。我們的調查也會延伸到更為寬泛的問題，比如語調同樂感的關係，選擇性語言損傷，包括閱讀障礙、老化以及語言能力喪失等的神經認知基礎。我們的期望是從本研究中得出的新知識能夠迅速直接地運用於社會。

我們的一貫目的是將我們的工作與多語制（multilingualism）相連接，就像在香港所強烈體現的那樣，但事實上也在整個中國有不同程度的呈現。畢竟廣東話、閩南語和普通話之間的區別至少不會少於法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間的區別。如果像上文所引F. Jacob所說，我們的詞語和句子塑造了我們的「真實」，那麼當我們在幾種不同的詞句系統中來回轉換時，這種「真實」又是怎樣的呢？有無可能通過腦成像技術來研究這種語言間的切換呢？這些都是理解語言和人類複雜性的根本問題。或許當我下次再有機會為這份通訊撰文時，CLHC已經有了一些具體的發現可以跟讀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