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個人經歷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尤其考慮到人生道路的非線性特徵，它往往受到個人情感、外在環境以及機緣巧合的影響。我的人生歷程也不例外，其中有兩件事對我影響至深。第一件事塑造了今天的我，這也是一個改變人生的選擇。高中畢業前的一年，我偶然發現了中國與亞洲歷史這門課外課程。我無法解釋當時是什麼吸引了我，但我立刻決定要學習中文，並研究中國和亞洲歷史。第二件事是我加入法國遠東學院（EFEO），這是一個讓我學會如何適應不同學科領域的機構，這段經歷則形塑了我的學術生涯。

隨着對所研究國家的深入了解，也慢慢造就了我成為一位「田野史學家」。我不僅關注文獻，也關注所研究地區的社會生態和人文狀況。這種需要實地考察的要求對我的方法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在進行中的軍事與水師（防禦工事網絡；造船；航行等）研究工作。這是一個多學科交叉和與專業人士合作至關重要的領域。

就我的學術研究而言，巴黎在這段時期成為最佳的選擇。這裏有很多專注於亞洲研究的培訓機構，以及收藏大量中國文物的博物館，例如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塞爾努斯基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郭安博物館（Musée Kwok On）等。更廣泛地說，法國首都周邊地區濃厚的文化氛圍也激發了我的靈感。高中最後幾年，我受到微觀史學運動的影響，並對其研究成果深感欽佩。在這樣的背景下，法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包括著名的年鑒學派，成為我移居巴黎的另一個誘因。

我最初在歷史最悠久的亞洲語言研究機構——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學習漢語和中國歷史，同時也在巴黎第一大學（先賢祠—索邦大學）學習歷史。在學術生涯之初，我曾猶豫不決，不知該將畢生精力投入學術研究，還是投身新聞事業。我唯一確定的就是我感興趣的領域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因此在那幾年裏我還決定學習兩年的藏語和一年的俄語。在決定轉向學術研究之後，我還參加了為漢學家而設的日語閱讀課程，並與一些朋友一起學習了兩年日語。後來，當研究重點轉向中國晚期帝制時期時，我也開始學習滿語。在巴黎期間，我有幸向多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學習，其中我最密切追隨的是賈永吉（Michel Cartier）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當時，研究東南亞（歐亞背景下的東南亞島嶼）的團隊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也特別活躍，我不會忘記龍巴爾（Denis Lombard）給我的明智建議，以及與他和蘇爾夢（Claudine Salmon）的討論。此外在中國，我也有幸與來自多所院校的傑出教授進行學術交流，這些學術機構包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和清史研究所）、福建師範大學以及廈門大學（歷史系和南洋研究院）。

我第一次訪華是在1984年。1980年代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這是一個變革劇烈的時期，也對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當時湧現大量關於海禁的研究，在當時的海洋史領域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研究方面，我最初的興趣集中在中歐交流上，更具體地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耶穌會士（1582–1723）：歷史重新評估的開始」，這也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歷史趨勢。

隨後我的研究興趣轉向海洋，聚焦在明清兩代政府對海洋的認知和管理。我的研究重點是海盜行為，特別是這些非法活動發展的社會和生態背景，以及政府為遏制海盜行為而制定的海洋政策。我在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9–1991）的研究聚焦於兩個時期：1610至1640年和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這兩個時期構成了中國海盜活動三大高峰期中的兩個，而第三個高峰期是倭寇時期（1540–1560）。這項研究主要基於政府代表提供的資料，考察了負責根除非法活動的官員和執法人員所提出的關切，以及為預防和打擊這些現象而採取的監管措施。這項研究強調了所選時期的重要性，因為在這段時期（尤其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沿海管理和軍隊編制發生了顯著的演變，亞洲海上貿易也蓬勃發展。

因此，我在海軍領域進行進一步研究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因為該領域仍有許多空白。這項研究與對當地社會的分析同步進行，分析內容涵蓋平民與軍人之間的互動以及部署在沿海地區防禦系統的運作效能。這些主題涉及多個方面，包括地方情勢對政府行動的影響、該系統為民眾提供的保護程度以及沿海居民對其認知，等等。同時，在臺北EFEO工作期間，我開始研究中國水手的航海知識和實踐。這是一個極為重要但卻長期被忽視的課題：如果我們不掌握各國航海科學的歷史，又該如何理解國家與海洋的關係呢? 沒有船隻和航海技術，就沒有海洋史！這個新主題促成了兩項國際研究計劃的開展，這兩項計劃均由我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陳國棟教授共同合作，分別是「中國海域的海洋知識」（2014–2019）；「亞洲海域航行實踐」（2021–2025）。

EFEO是隸屬於法國高等教育與研究部的公立機構，其使命是透過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亞洲古典文明。從印度、中國到日本，涵蓋整個東南亞地區，EFEO的研究領域幾乎囊括了歷史上所有受印度或中國影響的社會。該機構匯集了眾多專攻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和宗教學的學者，他們共同推動EFEO在亞洲十八個研究中心的運作，構成了極具活力的研究網絡。就我個人的學術追求而言，這種跨學科、跨區域的網絡至關重要。由於一些研究中心的工作安排，我們得以居住在亞洲，並因此有機會與當地學者合作，這對我們的研究工作意義重大。

在北京EFEO期間，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考古研究所和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建立了合作關係。在臺北，我的主要合作夥伴是中研院史語所和故宮博物院。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工作經歷。

自2022年秋季起，我便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作為新的工作場所。這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合作機構，其研究領域之廣泛以及組織的活動之豐富多采，都讓我倍感榮幸。此外，在黎志添教授——這位富有關懷的同仁——的領導下，中國文化研究所總是樂於組織學術合作活動。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裏，我們與黎志添教授及其團隊，以及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合作，舉辦了一系列題為「從背景出發閱讀和理解中國地圖」的講座，並就此主題舉辦國際研討會。目前，我們正與香港理工大學杭行教授和嶺南大學王苑菲教授合作，籌備另一系列關於亞洲海域島嶼的講座。身處香港，有助於與更廣泛的學者群體，尤其是與中國學者進行學術交流。我深信，拓展知識的唯一途徑，就是透過學術交流來比較彼此的研究方法，而香港正是促成這類交流的理想地點之一。香港在吸引和匯聚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方面擁有獨特的地位，這座城市與香港中文大學是促進此類交流的理想地點，而中國文化研究所更是實現此目標的絕佳場所。對我而言，這使得這裏成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工作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