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成長時的社會氛圍,黃博士憶述負笈美國給他帶來的文化衝擊,反越戰運動對黃博士的影響尤其深刻。有鑑文革對內地社會和中國文化造成巨大破壞,黃博士開始主動接觸中國文化,透過留學生自發成立的讀書會研習中國近代史。
畢業後,他多次應邀到內地大學授課,又投身電子計算機國產化的工作。談到當年冷戰禁運及今天的貿易戰,黃博士認為條件限制有助激勵國人奮發自強,因此他相信艱苦有助激勵年青人成長和奮發,同時令他們更珍惜所有。
在比較兩代學運時,黃博士認為兩者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但他指現時的年青人較欠缺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黃博士強調,每一代國民對國家都有其責任,他的師長、父輩承擔了「救國」的責任,而他自己的一代肩負了「興國」的抱負,他寄語年青一代要尋找自己的歷史責任。
最後,黃博士提出了幾項年青人需要應對的挑戰。面對可持續發展這一世紀難題,他勸勉年青人要學會在不變中求變,在多變中有所定位。黃博士又認為香港市場的規模不足以支撐高研發投入的行業,因此他主動培育本地百多名學生在大灣區及美國投身科研行業。黃博士指自己最希望年青人擁抱包容,走出自我設限的小圈子,擴闊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