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 Bulletin

數字遊牧生活方式在各類社交媒體上被描繪為一幅美好生活的「藍圖」。它不僅改變了傳統企業、組織與員工之間的關係，還引領了一種與數字技術緊密結合、面向未來的新型工作和生活模式，賦予人們多種工作與生活的可能性。而在現實場景中，選擇數字遊牧生活方式並不必然帶來穩定的就業、收入和社會福利。數字遊民普遍面臨收入不穩定、缺乏社會保障、孤獨感以及文化適應困難等諸多挑戰。本文從數字遊民的美好生活「藍圖」切入，揭示其背後這一群體的喜與憂，尤其是他們的情感不穩定性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嘗試從這個問題說開去，將這些年輕人的命運與更為深廣的社會變遷與時代發展聯繫起來，並探討和展望中國數字遊牧的未來。

一、數字遊民的美好生活「藍圖」

「我們在浙江鄉下為數字遊民改造了一棟房子，然後等你來。」這是2021年12月浙江安吉DNA數字遊民公社（以下簡稱DNA）在微信公眾號上發布的首篇推文。在此推文中，琳琅滿目的圖片展現了為數字遊民精心打造的便捷辦公區、舒適的居住區以及周邊的自然美景。DNA主理人許崧表示，社區希望為20名數字遊民提供免費食宿，邀請他們參與公社內測，檢驗園區的硬件功能和服務能力，同時探索自組織工作協同與分配模型。在新冠疫情期間，這則召集令吸引了超過二萬名數字遊民和數字遊牧生活方式探索者的關注。

DNA是中國大陸首個專為數字遊民設計的集群體生活、共享辦公和公共服務於一體的綜合園區（圖1）。它坐落於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溪龍鄉橫山村，由一家建築面積約為5,000平方米的廢棄竹木加工廠改造而來。作為共居空間，DNA提供多種住宿選擇，包括二人間、四人間、六人間，以及集裝箱式的一居室（適合一至二人居住）。作為共創空間，園區內除了16個固定工位之外，空置的餐桌和休閒區都可用作辦公。在最初修建的一期建築基礎上，DNA分別於2022和2023年完成了二期和三期的兩輪擴建，目前可同時容納一百多位住戶。從2021年12月開始的公社內測到2023年底，DNA累計入住人數超過1,500人。數字遊牧一族在此共居共創，DNA持續激發了年輕一代從「鋼筋水泥」走向「自然山海」的人生想像。

二十世紀90年代中後期，日立公司前首席執行官牧本次雄和英國記者曼納斯（David Manners）首次提出了「數字遊民」概念。他們將數字遊民定義為「利用互聯網獲得在線工作，並通過全球流動進行地理套利的人群」。¹ 根據這個定義，數字遊民具有三個顯著特徵：其一，該群體高度依賴數字技術、信息與通信技術以及日益普及的數字基礎設施，尤其是互聯網、雲服務和移動通信等現代信息基礎設施。其二，他們的職業活動不受地理位置限制，能夠在任何有網絡連接的地方遠程工作，從而突破傳統工作對固定地點的依賴，其工作得以在全球任何角落進行。其三，數字遊民強調在旅行中工作，追求工作與休閒之間的動態平衡，體現出工作和生活的新型疊加狀態。有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全球依託互聯網進行數字化辦公、跨地區旅居的數字遊民人數已達3,500萬。到2022年底，美國勞動者中數字遊民數量為1,690萬，相較於2019年增長了131%。²
不難發現，數字遊民的全球熱潮首先離不開科技發展所引發的工作形式的變革。當愈來愈多的企業接受在線工作模式時，人們工作和生活的空間不再受地理條件的約束。其次，2019年後數字遊民群體的迅猛增長與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直接相關。疫情期間，企業普遍放寬了遠程工作的限制。它們往往通過外包非核心業務和僱用臨時員工的方式來降低經營成本，從而使數字遊牧在後疫情時代日漸流行。再者，數字遊民的興起與全球零工經濟的崛起有着十分緊密的聯繫。各類在線零工工作平台的搭建不僅帶來了多方位的就業資訊，而且使數字遊民的全球流動成為可能。也就是說，包括自由職業者、遠程工作者和企業經營者等在內的各類工作者都能成為數字遊民。最後，社會氛圍的變化也促使更多人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由於全球經濟周期下行，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社會「加速化」、「內捲化」、「原子化」的趨勢日漸明顯，令年輕人感到不安、緊張與無助，因此他們渴望尋找逃離這種環境的「出口」。數字遊牧生活方式正好契合了當代年輕人的這種現實需求，在他們看來，數字遊牧有助於他們在「聯接他人、融入社區的過程中重新獲得意義，脫離內捲的焦慮」。³ 換言之，愈來愈多的年輕人正在通過踐行數字遊牧生活方式，以期用全新的體驗來重塑自我，同時擺脫無休止的自我剝削和精神內耗。

近年來，「數字遊民」及其相關議題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熱度持續攀升，成為平台的「流量密碼」。2023年，嗶哩嗶哩、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平台與數字遊民相關的媒體內容井噴式湧現。特別是在小紅書上，「數字遊民」話題擁有近一億閱讀量。根據智聯招聘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發布的〈2022僱傭關係趨勢報告〉，中國大陸有76.4%的「00後」表示願意成為數字遊民。年輕群體對數字遊民的喜愛和嚮往，離不開這種生活方式所描繪出的美好生活「藍圖」。

在工作方面，理論上任何能夠依靠互聯網完成的數字工作，都可以成為數字遊民的職業選擇，包括技術類、市場營銷和商業類、創意類、支持類、教學類以及其他在線工作等多種類型工作。這些工作通常要求勞動者擁有特定的技能，這與數字遊民追求「有錢＋有閒」的人生願望息息相關，即只有從事高技術含量或高回報的工作，才能在獲得高收入的同時擁有充裕的閒暇。

需要補充的是，相比長期穩定的僱傭關係，零工工作更契合數字遊民的工作狀態。一方面，零工工作將數字遊民從傳統的福特制生產方式和泰勒制管理模式中解放出來，以其高靈活性和自由度賦予他們在工作時間、空間和個人事務安排方面更大的自主權。另一方面，不用坐班和通勤，遠離壓抑的工作環境，有助於這一群體更好地汲取靈感、發揮創意，提高生產力。數字遊民中不乏Web3.0從業者，作為加密經濟的數字遊民（crypto nomads），他們積極參與到和區塊鏈相關的各種經濟活動之中，在虛擬貨幣市場中積累了豐厚的財富。因而，成為「數字遊民」不僅意味着擁有多元化的工作選擇，也暗含着個體對成為社會精英的期待與渴望。

在生活方面，數字遊民的聚居地遍布世界各地（圖2）。據VisaGuide.World網站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全球已有42個國家和地區推出了數字遊民簽證，另有6個國家有意或正在推進相關政策。地理套利、自然環境、文化體驗和社群社交是構成數字遊民美好生活「藍圖」的重要
元素。

首先，通過成功的地理套利，數字遊民能夠在享受休閒的同時，實現財富增長，因此許多人選擇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國家之間流動。除生活成本外，旅居地的稅收政策、醫療體系及簽證制度對於數字遊民群體而言，也是地理套利能否實現的關鍵因素。其次，從自然環境來看，數字遊民的流動性生活使他們能夠因時而遷，舒適的氣候和優美的環境也是他們在進行旅居地選擇時的重要考量。一方面，數字遊牧有利於體驗多樣的自然景觀，包括山林、湖泊和海灘，這些自然風光為他們提供了大量戶外活動的機會。另一方面，與自然的親密接觸能使這一群體遠離都市喧囂，追尋內心的平靜與和諧。再次，在文化體驗方面，數字遊民可以根據個人文化偏好選擇不同的旅居地，在當地的社會活動、傳統節慶和日常生活中感受異域風情，拓寬視野。最後，在社群社交方面，數字遊民社區不僅滿足了數字遊民的社交需求，而且是如同「家」一般的「港灣」，幫助他們積極應對長期旅居過程中的孤獨感和焦慮，提供社會支持。以Nomad List社區為例，它在數字遊民的職業規劃、未來發展甚至是親密關係方面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數字遊民通過探索不同的職業和旅居地，尋求理想的工作與生活狀態，即實現「最大化的休閒時間和最小化的工作時間」。⁴
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新型的社會群體，數字遊民打破了職業與地理空間的緊密聯繫，展現出個體生活和工作的多重潛力。對於大部分年輕人而言，數字遊牧生活方式成為他們離開舒適區，在流動性生活中實現自我表達和價值提升，加速個人發展並認知自身能力的重要途徑。數字遊牧構築了一個「烏托邦」世界，受到年輕人的青睞。然而，MBO Partners 發布的〈繼續尋找數字遊民：2021年研究概覽〉（“The Digital Nomad Search Continues: Research Brief [September 2021]”）顯示，大部分數字遊民持續遊牧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年。這不禁引發我們思考：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放棄這種生活方式？在數字遊民所追求的理想生活背後，隱藏着哪些現實問題與實踐困境？

帶着這些疑問，我從2021年開始，利用寒暑假進行實地調研，先後走訪了泰國曼谷、清邁等全球著名的數字遊民聚居地，以及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比較「火爆」的數字遊民社區，包括DNA、河南信陽光山數字遊民基地、雲南大理NCC社區、安徽黃山黟縣NCC．黑多島數字遊民社區等。特別是，我分別於2023年5月、7月和2024年10月三次入住DNA，在居住的四十多天裏，積極參與到DNA數字遊民的日常生活與互動活動中，並在田野日記中詳盡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和所思。有趣的是，調研中收集到的經驗材料並未指向數字遊牧生活方式的「解放性」，反而更多地揭示出數字遊民在工作、生活與情感方面的多重挑戰，這些發現進一步激發了我對數字遊牧生活方式的深入反思。

二、數字遊民的「不穩定性」：從工作域到情感域

「不穩定性」是英國學者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的重要分析框架，在探究工作不穩定性方面具有極強的闡釋力。他認為，愈來愈多的人「因脫離來自私人、企業和國家的保障，而身陷社會收入低下的囹圄」。⁵ 數字遊民工作的不穩定性是學界關注的核心議題。數字遊民作為從事遠程工作的零工勞動者，儘管在工作時間和空間上擁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更高的自由度，但在勞動過程、勞動關係及薪酬收益等諸多方面的不確定性卻日益凸顯。特別是，在高度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機制下，數字遊民與大多數零工工人一樣，在工資、僱傭關係、工作制度和技能要求方面不斷彈性化，導致他們在僱傭關係和勞動者身份認同上的驟變。彈性僱傭制度不僅改變了勞動者的勞動形式，也重新塑造了他們在工作場所之外的生活方式。此外，從更廣泛的社會支持和國家保護視角來看，數字遊民處於一種無根且脆弱的狀態，因缺乏部分基礎的經濟和政治權利而懸浮於公民身份之外，也無法得到必要的社會安全網絡的保障。

除了工作的不穩定性外，我在調研中還發現，數字遊民的情感也極為不穩定，這導致他們在流動性生活中，極易陷入孤獨、焦慮等負面情感的漩渦之中。在成為數字遊民那一刻起，自由背後的無聊和孤獨、脫離職場後的焦慮和空白、難以拋下的欲望以及對未來的迷茫都可能成為這一群體在數字遊牧之路上遭遇的坎坷。

特克爾（Sherry Turkle）指出，孤獨感已經演變為現代都市人的基本症候。⁶ 而由於數字遊民與家庭、工作單位和城市社會等固有社群的聯繫減弱，他們尤其容易受孤獨感的侵襲。除了孤獨感，數字遊民還面臨對未來生活規劃的焦慮。他們一邊流動，與所到之處保持着一種疏離感；一邊又渴望扎根某地以獲得歸屬感。這種疏離與歸屬的矛盾心理使他們常常陷入自由與焦慮交織的情感困境。他們成了一群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間不斷搖擺的人。⁷為了克服孤獨和焦慮，彌補人際關係的缺失，許多數字遊民選擇在共享空間內工作和生活。DNA以「全世界有趣的人聯合起來」為組織理念進行宣傳，旨在打造一個充滿活力且聚集志同道合者的社區。許崧將DNA的建設理念凝練為「在一起，數字遊民們是彼此的盔甲」。在這裏，每天都有豐富多采的社交活動，包括主題沙龍、讀書會、電影放映會、美食分享活動等（圖3）。此外，數字遊民還與當地政府和鄉民合作，共同舉辦藝術文化市集、建立社區咖啡館和組織文化體驗旅行等。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數字遊民的社交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同時增強了他們的歸屬感。許崧曾表示：「DNA的心願是邀請那些曾經被拆散、碎片化生存的人們重新聚集起來，大家一起創造一個沒有人是孤島的小小新世界。」在他看來，這不僅是適應時代變化的一種生存方式，也是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幸福感最高的一種生活方式。

但問題是，數字遊民在社區中能否通過各類社交活動將人與人之間的「弱關係」轉化為「強關係」？這種人際關係的轉變能否有效地減輕他們的孤獨和焦慮？我在研究中發現，數字遊民很難形成共同體，遑論構建社區內的支持網絡，以抵禦外部社會壓力。其中的原因在於，DNA中數字遊民的人際互動呈現出顯著的「事緣型」交往的特點，即他們以微信群接龍的方式在線上報名參加公社內各種自發的社交活動。一旦報名人數達到預期數，活動便會如期舉行。然而，活動結束後，參與者通常不會展開深入的交流和進一步的互動，直到在另一個微信群中報名參加下一個活動，循環往復。

質言之，這種「接入—拔除—再接入」的社交模式具有暫時性和現實性，形成了一種「U盤式」情感連接，而不是一種長期穩定的情感黏連。⁸ 這種情感連接實際上無法滿足數字遊民深層次的情感需求，頻繁的分離反而可能讓他們陷入更深的情感困境。概括來說，雖然數字遊民因頻繁更換居住地而不斷結識新朋友，拓寬社交圈，但這些聯繫通常是短暫且難以維持的，無法形成深層的人際連接，使得真正的歸屬感變得遙不可及，孤獨和焦慮很難從根本上消除。值得關注的是，來到DNA的個體大多懷有深層次的情感期待，希望能夠在社區中找到理解和認同自己的「同溫層」朋友。但現實情況往往是，「在社區中，人們來了又走」成為一種常態，因此很多數字遊民在社區中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短暫的「擦肩而過」關係後，不斷降低對建立深厚情誼的期待。在調研中，一名訪談對象告訴我，室友的頻繁更換讓她時常在送別或者新室友踏進房門的時刻，感受到孤獨感的侵襲。漸漸地，她會在室友初來乍到時詢問她們的居住時長，並據此決定是否進一步交往。不難看到，一方面數字遊民以近乎「刻意」的方式保護自己免受外部或來自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傷害，⁹ 另一方面他們對滿足自身多樣化的情感需求充滿渴望。而隨着數字遊民對流動性生活本身的新鮮感逐漸消退，孤獨感與失落感變得愈發強烈，這導致他們對情感關係，特別是深層次的情感連接有着更高的期待。

將數字遊民的不穩定工作與不穩定情感相結合，我們得到了一個「雙重不穩定性」的理論框架。一方面，不穩定的工作導致數字遊民在經濟安全和職業發展上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和嚴峻挑戰。為了在流動中保持穩定的經濟收入，他們必須不斷尋找新的工作機會，並在多個項目之間快速、靈活地切換。另一方面，數字遊民群體經常因情感問題而深陷持久的壓力和焦慮中，尤其是在這種生活方式的新鮮感漸漸消退後，無盡的漂泊、孤獨和空虛的情緒將不可避免。數字遊民不穩定的情感連接與他們加入社區時的情感期待存在明顯的差距。

三、路在何方？中國數字遊牧的未來

近年來，全球數字遊民的數量和規模急劇增長，這些受過良好教育並擁有寶貴社會和文化資本的個體，正面臨日益嚴峻的職業挑戰和市場競爭。數字遊民的路在何方？特別是，中國數字遊牧的未來在哪裏？這些問題亟須政府、學界和社會共同關注與重視。在中國，數字遊民群體有着更為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歷史使命。當前，愈來愈多的數字遊民來到數字遊民社區，這意味着青年們正在從城市流動到農村，選擇在鄉村工作和生活。因此，如何完成數字遊民從「外來融入者」到「在地建造者」的轉型，使其積極參與數字遊民社區建設，並促進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成為了鄉村振興和數字鄉村建設中的關鍵議題。社會各界，特別是地方政府已經高度重視這個問題。例如，2024年10月，雲南省文化和旅遊廳等部門發文，強調立足全省的資源優勢、區位條件和產業基礎，制定數字遊民基地建設實施意見或行動方案，重點建設一批數字遊民基地，力爭把大理打造成為全國最具友好度的數字遊民創新創意棲息地。

那麼，當「數字遊民」轉變為「數字鄉民」時，其工作和情感的不穩定性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嗎？我認為，這背後涉及一系列更為複雜的、系統性的社會結構問題。例如，數字遊民在遊牧地如何解決社會保障等後顧之憂？為了幫助數字遊民擺脫「永遠不安」的困境，一些西方國家政府開始考慮提供一種「靈活計劃」，出台涵蓋個體稅收、社會福利和公共衛生的政策，以保障該群體的流動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數字遊牧的未來不僅依賴於政府與社區的協作機制，更取決於政策的創新與實施，為數字遊民創造穩定且有保障的發展環境。其核心在於，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員需要持續關注數字遊民群體的多樣化需求，探索並構建更具彈性的社會支持網絡，推動鄉村振興中的數字共生。

作家韓寒在《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一書中寫到：「我離開了流沙，往腳底下一看……原來我不是一棵植物，我是一隻動物……作為一個有腳的動物，我終於可以決定我的去向。」遊牧是人類作為動物本能的體現。傳統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不斷遷徙中找到最有利於自身發展的環境和資源，生息繁衍。今天，當愈來愈多的人帶上數字設備，邊工作、邊休閒、邊旅行時，這些「數字時代的波希米亞人」的出現是否是對人類遊牧本能的復歸？如何更深刻地理解和闡釋他們所帶來的新現象和新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變遷，有待未來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持續思考與探索。

注釋
¹ Tsugio Makimoto and David Manners, Digital Nomad（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7）.
² 孟佩佩：〈當工作可以網約數字遊民一根網線「闖天下」〉，《中國青年報》，2023年3月23日，第10版。
³ 姚建華、朱燕欽：〈全球數字遊牧生活方式的政治經濟學省思〉，《南京社會科學》，2024年第9期，頁104–114。
⁴ Annika Müller, “The Digital Nomad: Buzzword or Research Category?”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 6, no.3（2016）, pp. 344–348.
⁵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44, no.2（2012）, pp. 588–608.
⁶ 特克爾（Sherry Turkle）著，周逵、劉菁荊譯：《群體性孤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⁷ 姚建華：〈數字遊民「熱」的「冷」思考〉，《人民論壇》，2024年第7期，頁86–89。
⁸ 姚建華、郭琦璠：〈「U盤式」情感連接：數字遊民在地化社區中的媒介化交往實踐〉，《新聞與傳播研究》，2025年第1期，頁38–53、126–127。
⁹ 馬費索利（Michel Maffesoli）著，許軼冰譯：《部落時代：個體主義在後現代社會的衰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頁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