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學系有三位老師獲得教育學院模範教學獎 (2008-2009)，以表揚他們在教學上出色的表現。蕭鳳英教授、黃蘊智教授、侯傑泰教授在此分享他們的教學理念。

我喜歡大班講授，這是否因為我陷入中年反叛危機？不是，這只是因為中國實在太大。有多大？北京負責西醫執照（連保健醫生）考試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每年考生八十萬人！

自九十年代，雖然我很艱苦地抽空，回內地辦社會科學高級統計方法研討班，但至今只辦了六七十次（今年七次在較欠缺資源的貴州、廣西、甘肅等地），但中國有二千多所高校，就算每天一所，七年後才可重訪一次。所以我總是要求超大班，且愈大愈好，每次數天，每班都是數百碩士、博士研究生及年輕教授一起上課。

大班講授，不單效率高，讓講者盡情發揮，而且學習成效也不一定較低。事實上，近年公眾及教育界所倡導的探究(inquiry)、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問題為本(problem-based)、體驗式(experiential)、及發現式(discovery)教學，也極具爭議（如：Kirschner, Sweller, Clark, 2006）；我難以簡單討論近年的熱門潮流教學法，是否矯枉過正，但希望在這裡，分享一點大班講授的個人經驗。

與演唱會相同，我們總是希望學員全心投入。我沒有派螢光棒，但我總是問一些與課程相關的問題，讓所有學員都有機會舉舉手，企圖模仿左右看台都揮舞螢光棒的投入效果。為與學員建立關係，開始上課時，我也會用數分鐘展示我年輕時候的照片（沒辦法，人在江湖），並簡單介紹自己背景及研究興趣。

要令直接講授法生效，整理好知識結構極為重要。因為課程內容是較複雜的統計概念及操作，我喜歡讓學員先看森林，再看樹木；我亦有「強迫症」：總是要重複教學多遍，往往將一節正常教學時間，用於重複三遍。第一遍是快速高空鳥瞰，簡單介紹重點；第二遍較接近正常教學，第三遍再補上較次要但艱深的內容。年紀漸長，總是囉嗦。

我「崇尚極權」，不准發問。但我會代他們發問。我會不斷自問、停頓、然後自答，有時也讓他們舉舉手，集體回答選擇題，學員既能舒展筋骨，也更投入學習。

我的問題可分為兩類，第一類考核較容易的核心內容，當學生能正確回答，感到自己掌握教學重點時，信心當然大增。第二類問題主要是用來矯正錯誤概念，引入下一課題，所以我期望學生全都答錯，跌入我的陷阱，那麼他們便有更大的求知慾望。不瞞大家，熟悉我的學生，每遇到一些較艱深的問題，已能猜到我的規律 ―― 看起來正確的答案一定是錯的。

我對「死記硬背」情有獨鍾，每一小節完結時，肯定會與學生一起背誦要點，讓學生看到內容的關係及架構。

我最不喜歡大型演講最後十分鐘設為答問時間。頗多學員對他人的問題沒有興趣，一些人收拾物品，甚至有人開始離場；前面艱苦表演的氣氛，一掃而光。所以我總是不理會大會安排，唯我獨尊地講至最後一分鐘，謝謝大家後便離開講台，不回答問題。

後記：我忘記告訴大家，我總是喜歡早一點（如半小時前）到達大講堂，下課後也會多留一會，那是回答小組或個人問題的時間。